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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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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斯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之后鲍林可能去伯克利，也许再也不回头。
诺伊斯是幸运的。从1925年夏天开始，鲍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个重大的命题：化学键的本质。他开始雄心勃勃地撰写一篇论文，直接把量子理论和化学键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收集到的大量晶体学和其他化学数据来批驳路易斯旧的静态原于模型，支持玻尔的动态原子模型。接着，为了说明苯的结构，他延伸了这一思想，提出旋转的电子对可能围绕着两个、而非一个原子核旋转，这样建立起一个分享电子对化学键。量子物理学的进步很快就将证明这一方法行不通，但在当时这篇论文相当重要，因为这不光表明鲍林能够把结构化学与现代物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表明这位新博士能够宏观地思考科学问题。
与此同时，诺伊斯也在积极谋划着鲍林的未来。他认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上层人物弗兰克·艾迪洛特，他在1925年秋天安排鲍林和艾迪洛特在加州理工学院教工俱乐部共进了一次晚餐。那时鲍林对欧洲量子物理学的新进展正怀着日益浓厚的兴趣。大家正在谈论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一种奇特的数学工具，“矩阵力学”，可以用来澄清玻尔—索末菲原子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甚至路易斯也建议鲍林在适当的时候到欧洲去，向量子革命的奠基人学习。这样鲍林在12月份向古根海姆基金提出奖学金申请，学习“原子内部结构的拓扑数学和分子结构，特别是对化学键本质的应用”。他同时向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院和慕尼黑的索末菲研究院提出申请，寻求学习的机会。
在与艾迪洛特共进的那次晚餐后，诺伊斯已经得到私下的保证，他学生的名字将出现在来年4月份的名单中。但是，期间仍然有几个月的真空，鲍林可以到路易斯那儿去学习。正当鲍林和爱娃收拾行囊准备奔赴伯克利时，诺伊斯又一次插手了。他邀请鲍林夫妇到他家去共进圣诞晚餐，这一社交荣誉让鲍林觉得“颇为意外”。当诺伊斯说他们可以带上9个月大的儿子时，他们更感到诧异了。晚饭时，这个老单身汉和蔼可亲，表现出父性的一面是跑林从没见过的。他们抵达诺伊斯家时，小莱纳斯还没醒，诺伊斯把婴儿放到餐厅隔壁的一间屋内。“每隔几分钟诺伊斯就要起身离开餐桌去看看婴儿是否还睡着，”鲍林回忆说。“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鲍林夫妇尽早动身赴欧洲，诺伊斯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你肯定能够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他告诉鲍林，但是何必等到正式通知呢？他建议说，如果鲍林夫妇提早走的话，他们在那不勒斯靠岸之前可以沿途在马迪拉群岛、阿尔及尔和直布罗陀逗留，然后可以在意大利游览几个星期。意大利！诺伊斯神采飞扬地提到罗马的辉煌，皮斯顿的遗迹。“我会给你钱购买到欧洲的船票，”他说，“以及从3月底到古根海姆奖学金开始前的生活费。”这是一分精美的圣诞礼物，鲍林夫妇无法拒绝。最后诺伊斯一锤定音，“你们现在搬到伯克利去，马上又要搬到欧洲去，真是太不值得了。”这是在路易斯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取舍。路易斯落选了。
后来鲍林说：“在许多年后我意识到，诺伊斯为了实现他已经作出的决定所采用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
鲍林采纳了诺伊斯的建议，放弃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根据鲍林的回忆，他喜新厌旧的做法招来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封“非常严厉的回信”。
欧洲这个目标已经定了下来，但是去哪个科学中心呢？鲍林无需费心：玻尔没有答复鲍林，而索末菲写来了回信。鲍林将去慕尼黑。在走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们的婴儿怎么办？鲍林原以为小莱纳斯会跟他们一起去欧洲，他记得，当爱娃提议把孩子留在家里时，他感到“十分震惊”。起先，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他觉得还是这样好。他和爱娃将四处奔波，而且要省吃俭用；他们将没有独用的住房，没钱雇人看孩子，也没有时间来哄孩子。把孩子带上会给爱娃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可能影响他的工作。他们安排让爱娃的母亲带孩子——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鲍林母亲的健康正日益恶化——他们将每个月寄给她25美元。1926年3月4日，他们在波特兰火车站向小莱纳斯挥手道别，搭上一列东去的列车——再过6天就是儿子一周岁生日了。再次见到儿子将是一年半以后的事情。
5 慕尼黑
轻骑兵老军官
诺伊斯充满浪漫情怀，他也许希望通过意大利之行唤醒鲍林的美学感官。然而鲍林不是诺伊斯。他和爱娃喜爱旅游，但是他觉得那不勒斯“并非无可挑剔”，而罗马“拥挤得可怕”。提到意大利源远流长的宗教传统时他说：“我们欣赏圣彼得大教堂和其他一些雄伟的教堂；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对此类建筑并不是特别着迷，所以就没有照导游指南上那样去寻找别的众多的教堂。”鲍林缩短了游程，匆匆赶往慕尼黑。他在给诺伊斯的信中写道：“我们结束了愉快的旅游，我非常高兴。尽管意大利非常美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疲惫了。而且我几乎有两个月时间无所事事了，急切地想马上开始工作。”鲍林的心属于科学。
慕尼黑本身是一个旅游胜地，也是伊萨尔河边一个绿树成荫、气氛友好的贸易中心。全市遍布旧时巴伐利亚王朝时期建造的古老博物馆和宫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以啤酒、公园、先锋派艺术家团体和宽容的氛围闻名于世——可以说是德国南部的旧金山。慕尼黑孕育了托马斯·曼、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勒，还有那规模巨大的狮子酿酒厂。德国人把慕尼黑称作啤酒和艺术之都。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1918年，德国准备投降，一场由激进社会党人领导的暴力革命横扫了慕尼黑。这座城市短暂地成为巴伐利亚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随后的几星期又成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座城市。最终德国国民军的残兵败将在憎恶艺术家和布尔什维克执政的当地人的引导下，攻进了慕尼黑，使这座城市回到了祖国，同时用白色恐怖代替了红色专政。随之而来的是20年代早期疯狂的通货膨胀，物价在几星期之内暴涨了400％。
通货膨胀导致的悲观和恐慌取代了慕尼黑传统的闲适和惬意。在当地啤酒园中最受欢迎的表演是民歌手演唱的对过去帝国辉煌历史的怀旧歌曲。店主和商人担心通货膨胀会使他们沦为工人阶级，开始谈论他们如何在战争中被共产党和犹太人出卖了。围绕着慕尼黑的不满情绪，一股准军事化的右翼势力开始集结。在鲍林到来之前的两年半，一个名叫鲁登道夫的旧军官，还有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落魄画家和前下士，在设于慕尼黑一家啤酒屋的总部中，密谋率众推翻当地的政府。
行动失败了。当鲍林在1926年4月底到达慕尼黑时——刚好获悉自己已经正式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这座城市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恢复了平静。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短期的相对繁荣缓解了紧张的政治气氛。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依然存在阶级和种族摩擦，仍然有褐衫党徒把布莱希特那样的艺术家驱逐出城市。多年的战争、通货膨胀、革命、反革命和破产的革命使慕尼黑心神不定。这座城市已经经历了变革，即将迎来另一场变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鲍林夫妇搬进了阿得尔伯特和巴列尔大街仅有一个房间的公寓，距慕尼黑大学只有几个街区。安顿下来以后，鲍林马上去见索末菲。他被引进了大师在理论物理研究院的明亮的书房，窗外是一个漂亮的园子。索末菲身材矮小，微微有些谢顶。但是他不怒自威。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为了弥补身材的不足，他浑身带着一股普鲁士贵族的派头，穿着一丝不苟，站得笔挺，长长的鬈须用蜡精心擦拭过，脸上还带着决斗留下的伤疤。“他看上去多像轻骑兵老军官，”索末菲的一位学生回忆起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给人的印象。
当鲍林来到慕尼黑时，索末菲58岁，正处于个人权力和威望的最高点。他是慕尼黑理论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几代年轻原子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圣人。他对玻尔原子的贡献以及所着光谱学方面深具影响的教科书牢固地确立了他作为量子论专家的声誉，但他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流的理论家。他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如果你想成为物理学家，你必须做三件事情，”他说，“第一，学习数学；第二，学习更多的数学；第三，坚持这样做。”——但是，他的才能在于整理和阐述别人的重大突破，而不是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对玻尔的原子理论他就是这样做的：顺着别人总的思路，从数学上加以完善。在他早期的学术生涯中，他就已经对电子波的物理特性和旋转陀螺的理论进行过类似的尝试。在量子力学的发展史上，索末菲不过是一个重要的配角；他没能赢得诺贝尔奖。至少有一个历史学家把他贬为“数学雇佣军”。
然而，索末菲远非如此无能。和诺伊斯一样，他有把毛头小伙子精雕细琢成杰出科学家的神奇本领。他思想极其开放，乐于追踪新思想，在和同事们一起评价其重要性之后，就会立即把其中最重要的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他认识理论物理学界的所有要人，与许多人进行过合作，并与其他人保持着经常性的书信往来；在慕尼黑，不停流动的信息使这座城市成为这一新领域的神经中枢。他把来自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泡利和海森伯的书信和文章校样稿带到讨论会和讲座上供学生们阅读。这样，学生们早在这些文章正式发表之前就能了解学科的最新进展。
索末菲的讲座富有传奇性。与将来的鲍林不同，在课堂上他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组织规范和条理明晰的楷模。他的演讲风格足以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语速中等可以让他们仔细做笔记，思维条理清楚，引导他们理顺量子物理学的主要论点，使他们不致于在这一新兴领域遍布矛盾的荆棘丛中迷失方向。每一步他都要仔细地把物理发现同数学解释联系起来，在黑板上表明如何用数字来解释并揭示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在20年代中期，索末菲六个学期一轮的量子物理学讲座是那些对这一领域真正有兴趣的学生的必修入门课。他在慕尼黑的研究院，与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院和哥廷根的玻恩研究院一起，被认为是世界上学习量子物理的三大中心。
然而，同他的讲座风格同等重要的是，索默菲乐于与每个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普鲁士贵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象下，是一位热心、诚恳并善于鼓励学生的慈父般的老师。他邀请学生到家里去举行业余演奏会（索末菲的钢琴弹得相当出色），他喜欢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谈论物理，边讲边用铅笔在桌上写下算式，他还每星期抽出很长的时间与每个学生进行交谈。在这些研究讨论中，他会询问他们工作的进展，提出指导意见，并给予鼓励。索末菲具有一种独特的德国式的乐观精神：他坚信德国科学和德国音乐与哲学一样，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成就，而且德国思想的理性发展必将最终破解原子的秘密。这只是时间和方法的问题。他让学生们把精力集中在较小的、力所能及的问题上，而不允许他们把时间浪费在复杂的大理论问题上，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起信心。他常说：“当国王建造宫殿的时候，马车夫更忙。”在尝试制作王冠之前，他要保证学生首先是一个合格的木匠。如果说，尼尔斯·玻尔在20年代中期对围绕在他的原子模型理论周围的疑云日益悲观，日渐成为量子物理学的忧心忡忡的哲学家，那么，索末菲则可以说是量子物理学乐观的工程师。
在培养成功的物理学家方面，他的研究院是无与伦比的。爱因斯坦在1922年写信给他说：“我特别欣赏您培养出了如此众多的青年才俊。”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教书的所有物理学家中，有三分之一在索末菲的研究院里做过学生或助教。这些才俊包括劳厄、德拜、沃尔夫冈·泡利、维纳·海森伯、保罗·埃瓦尔德、汉斯·贝特、保罗·爱泼斯坦、格雷戈尔·文策尔、瓦尔特·海特勒、福里茨·伦敦、卡尔·贝歇尔特以及外国学者爱德华德·康顿、埃西多·拉比、爱德华·泰勒、劳伦斯·布拉格和鲍林。他的许多学生在学术上超过了他。他们所有人都从他那里学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海森伯说：“我从玻恩那里学到了数学，从玻尔那里学到了物理，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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