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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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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公关宣传是非常奏效的，它成功地将建议中止核试验的鲍林式人物与反美亲共的立场联系起来了。这种宣传使阿德莱·斯蒂文森在1956年秋季争当总统候选人的计划落了空，因为他主张停止这类核试验，并且将其作为他竞选的策略之一。此外，这种宣传也使大多数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封起了自己的嘴巴。“对于政府某些压制的行为，大家已漠不关心，这是颇为令人吃惊的事，”鲍林在1956年对一位作电视采访的记者说。“据我的估计，十年以前在谈论时事，特别是谈论原子弹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人，十人中只有一人仍然敢于讲话，其余的人都闭上了嘴。”
那么多人后退了，鲍林也就成了全国范围内反对核试验的带头羊。他到处发表讲话，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对微量辐射可能带来的影响宣传自己的看法。他对放射性尘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作出了令人震惊的估计，进而还论述了对今后几代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原子能委员会所作的保证。一些政客和记者重新开始对鲍林的信誉进行攻击，但是，鲍林依然精神抖擞，整个身心再次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到那时为止，谁也没有表明鲍林对核试验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所作的统计分析是错误的。要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是决心要斗争到底的。
爱娃，琳达，鹿窝牧场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离开了家——最小的孩子克莱林现在也上大学了——爱娃·海伦对鲍林的影响更大了。她现在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出外时也形影不离，为他润色每一次讲话，帮助他树立信心，强调他作为一名全国的知名人士，其重要性与日俱增。爱娃是鲍林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政治上的良师，鼓励他勇往直前的伙伴。她的观点对鲍林产生的影响，比成百上千政治家、行政长官和报刊评论员对他的影响还要大得多。他俩的关系经受了艰难时世风风雨雨的考验，他们携手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同享成功带来的喜悦。这一切都使他们彼此之间更加心心相印了。
爱娃此时也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了。她现在能更加主动地帮助鲍林在某些问题上更加完善他的看法，鼓励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各种各样的活动，使他关心和注目的视野更加广阔和清晰。此时，鲍林仍然是这个两人世界的发言人，仍然由他公开地表达两人共同的情感。不过，对于他应当说哪些话，爱娃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指导者。当然，爱娃本人一直没有这样说，一直到后来她才承认这一点，她的话说得很简单：“我想我向他介绍了一些他也许一时没有看清的事情。”
在鲍林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俩开始到乡下找一个地方住下来，也许要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两人可以单独在一起，逃避帕萨迪纳的工业烟雾和压力。他们驱车飞驰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婉延曲折的海滨公路上，周围是名为大苏尔的崎岖多山的丘陵地带。一幕幕如画的风景映入他们的眼帘，犹如置身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世界。他们在紧靠公路的一片高高的山坡上停了下来。眺望远方，是浩瀚的海洋，俯视脚下，是一块呈山角状的巨大陆地，它伸展到广阔的水域中，满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的美丽景色，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山脚下流淌着一条小溪，靠近海岸有一所小屋。“这可是一块完美无假的宝地，”鲍林对妻子情不自禁地说。
他们发现，这儿原先是放牛的牧场，面积一共是122公顷，可供出售。他们找来了地产商，和他一道沿着牧场的一条土路，在布满车辙的路面上颠簸着开车下山。他们在牧场上走了一大圈，感到很满意。这座小屋建造于上一个世纪之交，里面仍然保留着一具巨大的木制炉灶，还有一些用了很久的家具；另有一间风雨飘摇的谷仓。牛群在牧场上自由自在地溜达，旁边还栓着两匹马。鲍林夫妇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地方。
他们用鲍林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将牧场的一切全买了下来，其中也包括那具木制的炉灶。他们将这个地方改名为“鹿寓牧场”。从此开始，他们要尽量抽时间到这里生活。这里，是他们两人的避风港，反正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可以待上整整一星期而不见第三个人影。这里，他们可以栖息在一片高高的岩架上，下面是大海，浪涛拍岸，海风呼号，小鸟惆瞅，除了这些大自然的声音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分心了。鲍林可以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个个问题，不用担心受到别人的干扰，爱娃则在厨房里一心烘烤她的面包。有时候，两个人手搀着手，在牧场的草地上长时间漫步，谈论着那些说不完的往事。
孩子们算是长大成人了，但仍不免让人操心。1956年夏天，照例经过了一番周折，鲍林又得到了前往欧洲的护照。公开的理由是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典礼上作主题发言，纪念伟大的化学家阿佛加德罗的百年忌辰。当然，鲍林顺便也需要关心一下孩子们的情况。
彼得新近与一名姑娘结了婚，鲍林夫妇从来没有与她见过面。彼得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现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此时他正因为碰到了困难而发愁。鲍林停留的第一站是英国，在那里他要和肯德鲁谈论有关的情况。通过交谈，鲍林清楚地感到，他的第二个儿子在蛋白质研究领域里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结果，彼得转学到伦敦大学无机化学专业继续进修。
琳达的问题甚至更麻烦。她1951年开始在里德学院上学，不久，她就从一个娇小姐变成了一名自由自在的大学生。这个学校是位于波特兰的一所规模不大的文科大学。琳达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了新的看法。“我发现自己的确难以理解这些年轻人，”鲍林向一位朋友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琳达在里德学院毕业以后，动身去英国探望彼得。父母原以为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不料她却留在彼得那里不走了。她从彼得的朋友那里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一群年轻而又爱好聚会的美国籍学生和博士后研究者，其中也夹杂着少数很有意思的英国青年。开始时，鲍林每月寄给琳达100美元作为生活费，后来看到她无意回家，就直接寄去了一张飞机票，命令她马上回国。她却把这张飞机票退掉了，兑成了现钞；继续留在那里，并且还在一对夫妇家找到了一份活。男主人名叫弗朗西斯·克里克，他的妻子叫奥迪尔。琳达在他们家帮助熨烫克里克的衬衣，并负责照顾他们的几个小孩。这家所住寓所的名字叫“金色螺旋屋”。每当夜幕降临后，琳达这位来自异乡的美国姑娘，柳腰细身，一头金发，成了剑桥社交场合众人注目的中心。她年轻美丽，独自一人在欧洲闯荡，周围男友云集，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她的未婚夫。她曾经匆匆忙忙赶赴英格兰，与一位动物学教授会面，与他和另一位朋友在爱丁堡的一所尖顶小屋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后来，1956年春天，她终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安顿下来了，不时地听一些艺术类课程，有时则泡在咖啡厅和博物馆自娱。
1956年6月，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与父母见面的琳达，终于在罗马与父母会合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爱娃在琳达来到的那一天日记上写道。作为父母，他们对女儿近年来的作为很不高兴，但又不想让过去的事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琳达注意到鲍林收到了意大利共和国的通知，邀请他参加纪念阿佛加德罗的隆重典礼。她陪同父母在意大利各地游览观光了一个月。他们下榻于第一流宾馆，在最高级的餐厅里用餐。然而，当他们开口要女儿一道回到帕萨迪纳的时候，琳达一口回绝了他们。她在意大利又停留了一个月光景，然后，钞票逐渐用光，再加上患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她不得不踏上了归国之路。
琳达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逐渐康复。鲍林夫妇尝试了新的办法来对待女儿。从琳达回家的那一天起，他们故意让她经常与鲍林的一个研究生长时间待在一块。这是一位聪明俊俏的青年，专业是地质学，名叫巴克莱·卡姆。一直到1957年夏天，琳达才真正安下心来：她住在家中，白天在加州理工学院科里手下干活挣钱，有时候也为卡姆做晚饭。鲍林高兴地注意到，卡姆“往往在我们家不想离去”。两人有意作媒，事情也就成功了。1957年的一个阳光艳丽的日子，鲍林手挽着琳达，当着两百多位来宾，缓缓穿过他家梅德尔寓所面前的草坪，将她领到卡姆跟前——此时，卡姆已是地质系助理教授——就这样，卡姆和琳达结了婚。
19 放射性尘埃（二）
请愿的权利
1957年的一年里，由于政治活动和广为人知的精神病研究，鲍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了。在他的办公桌上，邀请书堆积如山。都是要他去作报告，谈论化学、医学和核武器等方面的问题。邀请单位有中学、妇女组织、医院、大学、学术机构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纽约市教师联合会给他发奖，表彰他为教育界争取自由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罗斯威尔·派克纪念会聘请他担任该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医疗化学家协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国家科学基金会为理科教师拍摄了关于化学键的彩色科教系列片，请他担任特邀的佳宾。与此同时，他开始修订《化学键的本质》一书，另外还要安排在夏天再访欧洲。
鲍林一如继往，主张禁止核武器试验，并一再重申放射性尘埃会给人体带来危险，这与罗素和另外一些人的努力是不谋而合的。这些活动似乎正在发生一定的影响。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一位放射性专家去世界各地游说，呼吁禁止这一类核试验。4月，英国工党警觉到锶90的数量在不断上升，因此开始在禁试方面采取一系列行动。尼赫鲁向世界正式呼吁，支持禁试活动。德高望重过着独居生活的内科医生施韦策①，一生都在非洲中部为百姓治病，也在电台里向全世界发出呼吁——鲍林将其称为“一份伟大的文件”——要求公众行动起来禁止核试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西德联邦议会和罗马教皇都齐声要求停止核试验。
①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187l—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管风琴家、赤道非洲传教医师，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着有《文化哲学》、《使徒保罗的奥秘》等。
他们的呼声得到了英国原子科学家协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的支持。根据这份报告的估计，每次试验百万吨级的核弹，就会有一千人死于由此引起的各种疾病。鲍林又将这一证据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告诉在场听众说，他对放射性尘埃作了测试，由此得到结论，由于核武器试验，有一万个人将会死于白血病。如果保持当前的试验水平，那么由于遗传变异而生病的比率将会上升1％。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比尔·利比得知这一数据后立即致函鲍林，想知道鲍林是在哪里得到这一估计数字的，信中还加上了一句：“我在有关的武器试验问题上负有非常严肃的责任，因此我渴望知道我们是否犯了什么错误。”鲍林回信说，他这些意见是在一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随口说出的，利比可以查阅他公开发表的报告，他曾根据对食物链中锶90的含量所作的估计进行过计算。
对辐射引起伤害的程度进行估计，当然不能把话说死。况且，有关数据都是根据初步的科学调查测算出来的，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完全可以用扭曲的方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一领域里的估计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鲍林在1957年写道，“但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最坏处看想，决不能用最好的可能性麻痹自己。”为了引起全国上下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重视，鲍林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不厌其烦地将他这种从最坏处着想的观点广为宣传，几乎使其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地步。
原子能委员会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但强调了与之相反的极端，只谈少数人可能面临的风险，目的是向公众保证，核试验带来的危险性并不比戴普通的夜光手表更大。
事实上，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鲍林基于总体的统计数据而得出的估计——核试验将会导致成千上万个婴儿患有先大性毛病——对公众的影响更大。1956年秋天，大多数美国人还不赞成禁止核试验，然而到了1957年春天，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要是其他国家也答应，就应当禁止核试验。
鲍林感到风向已改变，因此，5月15日，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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