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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地理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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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想的，其结果是可接受的，以发射井发射的MX导弹也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对这种第一次打击造成死亡人数的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二百万人，这种情况显然会使美国冒险作出痛苦的、令人敬畏的反应，特别是由于美国三位一体威慑力量中的另外两个支柱基本上没有受到损伤，冒这样的风险更是可能的了。把MX导弹部署在现有的导弹发射井中，而不是放置在细心设计的地面掩体中，使人感到美国更象是准备运用MX导弹对俄国实行第一次打击。
游击战
核武器使力量的微积分中增加了一个基本的断续函数。它使拥有核武器的人比没有核武器的人在潜在的毁灭力量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然而，倘若使用核武器，意味着将由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升级到把对方的社会彻底毁灭，那么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不现实的。由于使用核武器也会引起另一个垄断核武器国家用同样手段还击而造成战争升级的危险，因此进行威慑更是不现实的了。所以，单单拥有核武器对于垄断了核武器的竞争者之间争夺地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谁在那里使用核武器就是愚蠢的。把敌国变成不毛之地，使其国土沦丧，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单凭火力优势证明是不能战胜已经在核巨人的阴影下扩大起来的游击战的。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游击战双方的战术和战略及战争的地理情况。游击战在战略上显然占有适当的位置，这是由于大国一方面有核优势而用不上，一方面又愿意而且有能力在地面进行战争这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造成的。由此看来，约翰·博伊德所宣扬成功的战争并非是物质上的，而是心理上的观点成了五角大楼思想骚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不足为怪的。据认为，今后的出路在于机智而巧妙地寻找敌方弱点，而不是用大规模战斗同其进行实力较量，看来孙子的思想是正确的。
第七章 地缘政治学和大战略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 《孙子·九地篇 第十一》
要确定地缘政治学思想直接影响政策和行动有多大程度是困难的，同样要确定这类地缘政治学思想是否仅仅反映了时代的基调，也是困难的。决心之闪念是否来自理论，而理论是否只是使统治者的怪想合理化，这并非总是清楚的。但是，有充分理由怀疑，有关地理学一般概念的文字材料和有力的表述，确实滋长了政治选择方面的某些倾向，进而转化成暴力行动。
马汉和美国的战略
自都铎王朝时期起的英国各届政府都靠外交和军事手段谋求一贯的地理目标。他们力图保住莱茵河河口（该河口与他们隔着北海并遥望毗连欧洲的大西洋），摆脱陆地大国的控制，不管其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为达此目的而凭借的军事手段是海军，它可以对付它们中的任两个潜在对手。海军的部署以能控制进出欧洲的海路为前提。美国海外帝国主义的起始和明显的命运之神要向全球扩张，这些都受到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尉（上校）的极大影响，马汉对英国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890年，马汉指出：英国霸权依靠皇家海军控制欧亚力量的平衡。美国获得安全和强大的最佳机会，在于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中的必然竞争者是日本。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汉竭力宣扬必须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网。马汉的思想引起了统治阶级成员，如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西奥多·罗斯福的注意，他们随后成为他的学说的拥护者和鼓吹者。从更广一点说，新的市场和新的传教天地的前景吸引了商业界和宗教界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促使他们行动的导火线是1895年古巴发生的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扩张主义者把马汉的视界扩大到包括菲律宾（这得到马汉的赞许），要求派遣一支远征军把星条旗插在菲律宾的土地上。
1917年至1918年在欧洲战场远征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回到基本上立足于一个洋的旧概念上去了，海军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将其在大西洋的利益留给皇家海军照顾。二十年代初期，军事谋略者们制定了同日本进行海战的“橙色计划”。到三十年代中期，谋略者们制定，只有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最初放弃菲律宾，才能打败日本。各军种的目标上的分歧，导致1938年制定出了一个最终妥协的计划。这就是把陆军要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战略三角”建立集中防御的目标，与海军偏向进攻战，即以航母特混舰队和登陆行动实施跳岛作战通过太平洋的设想结合起来。
这一意图是简单的，但被1939年至1944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影响了，使美国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向大西洋，引出了一系列所谓“长虹”计划，涉及与敌人、与盟友缠在一起的战争，美国防御战略的地理范围的周边由北美大陆扩大到东半球，设想英国的生存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不管麦克阿瑟怎样抗辩，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还是断然决定，美国在太平洋应取纯粹的防御势态，将主力放在大西洋。这一观点写进了1940年底制定的“大计划”，宣称要在英军的密切协同下在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在随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中，条理简单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复杂的行动中变得混乱不清。
麦金德和地缘政治学
另一个简单的但对世界颇有影响的观点源自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著作。1904年，他确认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船只难以航行，但骑兵或火车却是可以通过的，认为这里是“历史的中枢”。由此观点出发，不管其宪法和社会构成如何，俄国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对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伸向海军势力能够施加影响的欧亚大陆四大边缘地区。它们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并给俄国中枢重新起了个名字，称它为“心脏地带”。以其为中心，构成新月形，新月形内侧包括上面提及的四大边缘地区，外侧由不列颠诸岛、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组成。面对着这一大陆组合的变化，形成了以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与新月形的海上强国之间的根本对立，麦金德修正其论点的目的是，警告英国国务活动家们，德国和俄国的联合已对英国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政治斗争的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东欧。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与德国，谁就将统治世界之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
接受和运用这种思想的温床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它有发展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是瑞典人鲁道夫·克杰伦新创的词语，用来描述利用地理概念为国家服务。地缘政治学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亚军事贵族政治论者卡尔·豪斯霍弗尔，他曾于二十世纪初作过驻日本和东南亚参谋部门的观察员。第一世界大战期间，鲁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战后，豪斯霍弗尔为使人们承认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四处游说，并于1924年创办了一家发行范围很广的杂志《地缘政治学杂志》。豪斯霍弗尔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为纳粹党初期的避难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间，豪斯霍弗尔经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给赫斯口述《我的奋斗》，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为种族仇视所左右，在这种种族仇视中，无疑有地缘政治学的气味。豪斯霍弗尔和大多数地缘政治学作家都与种族主义不沾边，他站在其犹太妻子一边，而这经常被引证为是其在纳粹行列里晋升缓慢的原因。他本来是立志要当教育部长的。
麦金德的著作给了豪斯霍弗尔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本来是向英国发出警报，告诉其统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面临危险，却变成了寻求与俄国妥协，击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垄断势力（包括处于这个范围内的美国）的邀请。1913年，豪斯霍弗尔写道，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之间利害相通，那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纳粹统治全球的计划是一个谋求两大地缘政治学目标的灵活计划。首先，需要获得对中心地带的控制。然后，需要摧毁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海军实力。《我的奋斗》预示了这一点，重复了豪斯雷弗尔使用的麦金德概念。豪斯雷弗尔为求得同俄国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认为，1939年3月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证明了其基本主张是正确的，它提供了一条从莱茵河到阿穆尔河远至日本的轴线。对希特勒来说，该条约是一个稳住俄国的权宜之计，因其当时正攻占波兰。尽管1941年希特勒撕毁条约后豪斯霍弗尔撰写的多篇社论合乎爱国精神，但是，显然，豪斯霍弗尔将其看作是一个地缘政治学上的错误，指出拿破仑和法尔肯海因在反对广阔中心地带的作战中遇到了种种困难。麦金德曾担心的和豪斯霍弗尔所争取的互相兼并的前景，因“巴巴罗萨计划”而彻底破灭了。没有一个地缘政治学家预见到英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同俄国的陆上力量联合起来的情形。希特勒显然是希望避免卷入同英国海上力量作战，他坚持认为，英帝国的继续存在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家们预见英帝国要逊位，并预言领导地位将转给美国。显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压倒了地缘政治学家的影响。如果地缘政治学派势力更大一点，德国也许不会如此易遭攻击。
破坏地带和“多米诺”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当中，新的政治组合和技术限制放松导致索尔·科恩用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词语来描述世界政治地理。1915年，多尔格雷夫用了“挤压地带”这种说法来描述位于中心地带和海上强国之间的小国的地位。1942年，惠特尔西在其论著中将位于德俄两国之间的小国缓冲地带（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用制图方式将这类国家划为一类），称为“破坏地带”。关于这类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区分及归类，显然只表现了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核心地区不时地出现和消失，破坏地带不时地合并和分裂，冲突力量的本身也在转化。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更形象化起见，人们想象出一种特别有说服力的形象化比喻，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这种政治地理学特性描写所表达的看法，看来粉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所定的许多外交和军事决心，而在支持这类行动的言论中，使用了这种形象化的比喻。“多米诺”说法生动，贴切。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罗纳德·里根说：“我们不要自欺。苏联是当今发生的一切动乱的祸根。假如他们不搞这种多米诺把戏，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热点了。”国务卿黑格一直认为，唆使古巴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卡扎菲上校试图将乍得与利比亚合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安哥拉打入纳米比亚，都起因于主要煽动者苏联人的邪恶影响。1982年春，恐慌笼罩中美洲，“多米诺”理论明显复活，一幅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形象曾作为《时代周刊》封面图片题材报道的主题。在这期间，亨利·基辛格的辩白书《动乱的年月》出版，他赞同下述看法：“北越人的胜利对东南亚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前景之影响无疑是严重的；极为有害的多米诺理论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如此世界观起因于一种担心，这种担心萌生于四十年代。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地中海地区的国家接二连三地倒入苏联的怀抱。杜鲁门学说便是针对这种形势而提出来的。1947年，前美国驻巴黎和莫斯科大使威廉·布利特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对上述情况的担忧，并对世界所受危险的程度作了详细叙述。这表达了人们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担心；这种共产主义起源于俄国，通过中国和东南亚正向全世界蔓延。这是那种亚细亚游牧部落从草原地带涌出吞没文明世界之威胁的新的政治形式，这在许多著述中都有表述，例如富勒少将的著作中就有这方面的记叙。共产主义的这种蔓延同俄国之有计划的征服方针（可追溯至彼得大帝）的神话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荒诞说法，当时俄国侵略的首要目标是暖水出口。然而，1688年，在摄政王索菲亚统治下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同克里米亚可汗的第一次战争，其动机既不是要求出海口，也不是为解放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圣战，而是为了保留基辅，并不愿意履行对波兰的条约义务。无论是什么动机，这次战争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传播的相当远。这就是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和在阿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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