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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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战斗的捷报也迅速地传遍了全国。不久，中央军委给１１５师发来了贺电。
　　梁山战斗的结果惊动了日本天皇。因为天皇的亲戚把小命丢在中国的山东，天皇追究侵华日军总部的责任，侵华日军总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向下查问，到了尾高龟藏这一级，就只有背黑锅的份儿了。为此，尾高龟藏气急败坏，迅速纠集了５０００余人，调动了１００余辆汽车、４０多辆装甲车，开进梁山地区，轮番进行“扫荡”，寻找机会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为了避开日军的锋芒，１１５师化整为零，利用青纱帐与日军周旋。缴获的两门野炮被拆开埋了起来（可惜，后来这两门被１１５师当作宝贝的野炮，还是被日军掳走了）。陈光和罗荣桓经常带少数人员白天进高粱地，晚上就找个村子过夜。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罗荣桓正在宿营的村子，罗荣桓带领随行人员，安然从村东头脱险。
　　后来，为了应付日军的“扫荡”，罗荣桓和陈光等住进东平湖里的一个小岛。这里相对平静一点，但作为领导要时刻掌握敌人的动向，因此，他们就通过各种途径密切注视着日军的行动。师部把保卫部的侦察员撒到泰安、滋阳、济宁和肥城一带，直接监视日军。鲁西的情报站不断送情报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常常向八路军报告日军的情况，虽然两位师领导不出小岛，但对岛外的情况摸得很透。有一天，侦察员刘先其回来报告说，日军到了某一个村，罗荣桓马上说：“你讲的可能不对，快回去重新侦察。”刘又回去侦察，果然那个村没有日军。侦察员们都很惊奇，罗政委是怎么知道的呢？罗荣桓解释说：“敌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有来龙去脉的。一股敌人有好几百，他一出来就要拉夫，找向导，骚扰百姓，这样就暴露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刘先其说的那个村，远离敌人的行动路线，不会有敌人。但是，也可能有例外，所以需要再次去侦察。”
　　在梁山战斗中，八路军曾俘虏了２４名日伪军，其中有６名日军士兵也随１１５师下了湖，由保卫部看管。一天早晨，这６名日本兵乘看管人员不注意而逃跑，被捉回来３人，淹死１人，失踪２人。失踪者一旦跑进日军的据点，日军必将下湖进行“扫荡”，于是，１１５师的两位领导决定，马上撤离东平湖。
　　最后，尾高龟藏的这次报复性“扫荡”，没有任何战果。９月１７日，罗荣桓在致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鲁西从２月到现在，敌每天以汽车、坦克、步骑兵共约２０００余人，轮流向我进击。梁山水泊及郓（城）、巨野、菏泽、鄄城地区始终为（八路军）控制。”１１５师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为八路军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八章　祸起萧墙
　　第八章　祸起萧墙
　　１９３８年秋，１１５师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它北靠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两条成十字交叉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无穴来风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铁路，侵占了鲁南的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中，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等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是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创建起来的。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１９３７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５月间，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武装调至峄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第５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的番号，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包围，于是就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７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４支队（由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４支队）两个团到鲁南，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鲁中。９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４团的番号，困驻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１９３９年４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第５１军、第５７军约２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为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５月１５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企图依靠于学忠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于学忠部之间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２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１１５师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６月２１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１１５师师部及６８６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７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１１５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８月１日，第１纵队又致电１１５师，要求将６８６团调往鲁南，于是６８６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９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８月上旬，１１５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９月１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９月４日，八路军集总致电１１５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６８６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１１５师的３４４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ＡＢ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３０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１９３８年１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１９３８年８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１０年内战时期的“ＡＢ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１９３９年８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３００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４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２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由１１５师第６８５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４０００多日伪军对湖西的第一次“扫荡”，受到了湖西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军第２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１、２、３、４大队和游击７大队及独立大队等下属单位，曾发展到８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９年５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２、３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１大队和第７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４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３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路和陇海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第６８６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按这样的情况看，这里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然而，到１９３９年８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
　　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４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