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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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４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１９２９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ＡＢ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ＡＢ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４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ＡＢ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ＡＢ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１２师师长萧克也有“ＡＢ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４军政治部通知说１２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ＡＢ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１００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１２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１２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３０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５战区第２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２总队。起初，２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６８６团当团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４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１１５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１９４０年，鲁南的第３地委曾开了一个７０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２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１９４１年，１１５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２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７２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１９４２年４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第九章　纵横捭阖
　　第九章　纵横捭阖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存在着多种势力，有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方武装。而国民党军队又分为抗日派和有严重反共倾向的顽固派。１１５师到山东后，置身于当地的各种势力之中，要生存下去，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他的势力在山东已有一定的生存基础，而１１５师则是新来乍到，虽有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相配合，但势力太弱小了，不能同其他各种力量相抗衡。这是山东党组织请求中央派主力到山东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１５师在山东争取生存权时，充分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既联合，又打击，纵横捭阖，逐步赢得了主动。
　　“强龙”能压“地头蛇”
　　１１５师到山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前提条件。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１１５师首先遇到了来自当地地方武装的阻力。同不太正规的地方武装相比，１１５师无疑是强大的。但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１１５师要站住脚，费了一番周折。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间，罗荣桓从湖西返回位于鲁南的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
　　大炉在抱犊崮山区。所谓“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平坦的山头。在胶济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７２崮，抱犊崮为其中之一。和许多崮一样，它的顶部很平，可以种庄稼，然而，要想爬上去却很困难。人们可以沿着凿出来的石窝攀登而上，可耕牛却赶不上去。相传古时候有个王老汉想出一个办法，他把一头小牛犊抱到崮的顶部，喂大后用以耕地，抱犊崮因此而得名。
　　１９３２年，土匪孙美瑶在临城车站抢劫火车，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便押送到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将抱犊崮作为其窝藏人质的场所，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的地势非常险要。有了大名鼎鼎的抱犊崮，峄县、临沂、费县、滕县之间的鲁南山区，就常常被人们统称为抱犊崮山区。
　　当１１５师进入抱犊崮山区时，绝大部分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他们的人数少则三十、五十，多则成百上千，队伍规模不论大小，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没有人统计过这里的地主武装有多少，但传说这一带的司令同崮的数目一样，也有７２个之多。这些地主武装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对于八路军１１５师的到来，除少数开明地主之外，其他的人或是因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或是因其立场反动而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关门闭寨，不让八路军进村，不让老百姓同八路军来往。
　　１１５师面临着“地头蛇”的挑战。
　　为了在鲁南打开局面，在抱犊崮山区站稳脚跟，在罗荣桓赴湖西期间，陈光就决定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来个“下马威”，对这些“地头蛇”还以颜色，随后１１５师就实施了两个作战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派部队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大炉东南的郯（城）码（头）平原进军，支援当地抗日武装，打通与华中地区的联系。郯码平原是苏鲁边界上的富庶地区，它控制着沂、沐两条河流的中段，直逼陇海铁路。南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８日，东进支队由１１５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给了“地头蛇”当头一棒。
　　码头镇是鲁南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当时比郯城县城还要繁华。八路军打开码头镇后，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且补充了大量军需物资，还筹款２０万元。这时，已是小雪季节，指战员们在码头镇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棉衣。
　　这一仗１１５师既震慑了对八路军怀有敌意的地方武装，又获得了给养，还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政权，可谓是一箭三雕。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日，在码头镇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人民政府，实现了毛泽东的“放县长”的目标。随后，罗荣桓把从湖西调出的由梁兴初率领的原苏鲁豫支队第４大队进驻于此，并改称东进支队第２大队。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了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的外围阵地。
　　就在１１５师东进支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罗荣桓又喜得一“千金”。师里的很多干部都来给罗荣桓道贺，说这预示着１１５师又有好运气。由于此时正值东进支队南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时期，罗荣桓就把女儿的名字取为“南下”，希望这位小天使的到来，也会同儿子“东进”的出生一样，给１１５师带来好运气。
　　１１５师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行动是打孔庄，由大炉成立的后方司令部承担的。
　　孔庄位于大炉南面十来里的地方。大地主杜若堂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装备有机枪在内的武装，历代官府也奈何他不得。１１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