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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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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期，谢冰莹有两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新诗，还天天写日记，但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连国艾老师都不知道。这种刻苦练习，使得她文思敏捷，笔锋流利，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二年级时，在长沙《大公报》幅刊上以“闲事”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刹那的印象》，那是她第一次与社会见面的处女作。这篇散文描写一个师长的太太买了一个丫头，要她们品评她的好坏，当时她极为气愤，连这位太太的饭也没吃，跑回学校就写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文字公开了她的正义感和社会思想。从此，她对文学的爱好更进了一步，但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当作家。她的父亲却不然，对女儿的希冀与日俱增，总是孜孜不倦地培养她，教她唐宋八大家的诗文，并常常对她说：“孩子，你要成为道韫班昭第二，史续兰台祈异日，我把这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二
革命，像春潮，席卷南方，直捣军阀的巢窠。许多有识之士，热血的青年，都投入了这场革命。
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也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谢冰莹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他的妻子又丑又恶，但他不能离婚。他爱母亲，所以不敢违母命，宁愿自己牺牲，但他同情妹妹，怂恿、支持她逃婚。当他从报上看到中央军校招收女兵的新闻后，急忙跑到学校告诉妹妹，要她赶快报名，并讲了以上那些坚定她出走当兵、逃出封建樊笼的话。后来，她感慨道：“我是多么感激二哥呵，我得到了生的启示，发现了光明。”于是，1926年12月16日，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革命的洪炉，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与她同时受训的二百多女同学中，有小姐、太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母女两代人，不少人是小脚，“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围着子弹，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然而她们是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享受和学校舒适生活而来到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事集团来受苦，来锻炼身体和精神的。谢冰莹热爱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狂风、淫雨不能阻止她们前进，“只觉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红似的太阳，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丽的花”，“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这就是她那时高昂的精神境界。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时间，往地上一坐，把两膝并拢一起当桌子，把她北伐途中的经历，所闻所见所感，废寝忘食地用火一样的热情急就成章，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从军日记》。
这些日记体、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反映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艰苦的生活；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逃出，经过侮辱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小脚到天足，然后“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把《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见到后极为兴奋，就陆续把这组文章刊登在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从军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接着林语堂把它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又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扬天下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她致函，表示敬意祝贺。但这时，作者没有在一片赞许声中飘飘欲仙，她说：”我只觉得太惭愧，太恐惧，我生怕有负他们的热望和读者们对我的热情，从此我对于文学由欣赏慢慢转变到批评的态度，自己学习的态度愈来愈严肃了。“
谢冰莹终在孙伏园和林语堂的怂恿、鼓励和支持下，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她虽然一直认为“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而林语堂在序里说：“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装束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上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的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1931年谢冰莹写过一篇《〈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说这些文章“没有系统”，“日记太少”，“杂文太多”，“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忽略了战争和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及他们被压迫的描写”等等。但《从军日记》在读者中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在作者的生命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摄下了历史风暴的一个侧影，作者那颗对民众的爱心和对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仇恨，还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
后来，她在《怎样写〈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一文中说，要是当初没有孙伏园、林语堂两人的爱护和栽培，“我想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艰辛的道路”……还说，初次走上写作道路，便懂得一个原财：“那就是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三
像一场大梦，北伐革命失败了，女生队解散后，谢冰莹拖着两条跑肿了的腿，回到自己的家乡。
她是瞒着母亲去当兵的。一到家里，母亲就说：“一个女人怎么好去当兵，和那些讲自由的男人在一块，还成什么话？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声，也有损于婆家的名誉，现在我要赶快把你嫁了……”
但是，这位经过革命和艰苦生活锻炼的坚强女子，是不会屈服的。她说：“这是一个关系我一生幸福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投降了封建势力，那我的一生就完了！自从我受了革命的洗礼以后，不但要解除我自身的痛苦，而且要解除别人的痛苦，我不能服从父母的命令……”
为了逃避由母亲订的婚姻，她一连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戏的主角，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义的人，他们谈了好几夜。她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着暂时的痛苦，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挣脱了封建桎梏，奔向长沙。
“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她忘记了痛苦，只觉得眼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
但生活是无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轻的谢冰莹所理想的那样单纯、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样跟踪着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长沙，她坐过牢，当过小学教员，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够吃苦耐劳的谢冰莹，没有灰心，不断同恶劣的环境斗争。前途茫茫，但她必须离开湖南，矢志以赴，于是由汉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孙伏园热情地欢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钱的谢冰莹。而十天后的一大早，当她铺开稿纸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一群巡捕冲进她的房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她。
谢冰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犯了什么王法；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过了五天没有饭吃，也不提问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过孙伏园的营救，才保释出来。原来她住进了绑匪的家里，房东事发后，她受累被铺，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此后，囊空如洗的谢冰莹，衣着褴楼，忍饥挨饿，只能以卖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在上海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感谢孙伏园对她的真诚同情与帮助。正在主编《当代》的孙伏园，希望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学费，并完全负责她的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想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想暂时去当工人，即使当丫头，倒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积蓄，再去求学。为了工作，当她正在苦闷中徘徊的时候，钱杏chun（阿英）关心地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时进去的还有她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当时的电影名星王莹。
谢冰莹像叫化子一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风袭人的寒冬，她连件棉袄都没有，这时候，王莹送给她一件。她回忆说：“这件破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难忘的，曾穷得四天没饭吃，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那时《从军日记》快出版了，她饿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便跑到春潮书店向夏康农借钱。1928年《从军日记》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乐啊！“春潮书店的大门贴着一张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丰子恺的女儿画的小兵骑牛的封面，拥挤的读者……这一切都使她兴奋。但饥饿之火烧着她的饥肠，催促她向书店讨要几块版税，而那位冷酷的会计，根本不同情她的处境。等到黄昏，居然拿到五元钱，回去不再乘三等车了。售贾员看她穿得破烂，就赶她到三等车去，而她拿出五块一张的钞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
这时候，她学会了喝酒。她说：“一个人到越穷困的时候，对于金钱便越视为粪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质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丝毫影响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钱时我分些给穷朋友，或者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顿，或者买许多我爱吃的虾米、牛肉干、鸭胗肝和糖果回来，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她还说：“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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