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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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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生活,听过不少关于农民生活的故事。她当家庭教师的那家官僚地主,也使她进一步认识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一些中小地主对农民盘剥之狠毒,是目不忍睹的,这在《到哪里去》和《稻穗还在田里的时候》两个短篇中有所反映。
  在写长篇小说的前后,罗洪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多发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和王统照编的《文学》、施蛰存编的《现代》以及《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等刊物上。王统照看了她这时期的小说后,曾写信鼓励她,说她的小说严谨,且善于刻画。1935年,上海未名书屋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腐鼠集》。关于这部小说集的书名,罗洪说:“这个书名,当时我起得很得意:《庄子》上有一段话:'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鸟)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我觉得用'腐鼠'来比喻我这些不足道的文章还是十分恰当的。”这是她谦虚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社会给她的一个悲哀或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扩大起来,便成为笔下的小说。罗洪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从她在文坛上迈出的第一步,便把国家的命运,大众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
  从上海回家后,她就动手创作长篇小说《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这部长篇的故事背景是故乡松江,小说通过一个兼做投机买卖的绸缎店老板的店铺的倒闭,描写了各种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故事。绸缎店老板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骗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剥削欺哄别人,在他店里存了钱的小户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谓社会上层人物,表面上讲礼义廉耻,暗中却勾心斗争,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现实。一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气氛比较沉郁,作者没有给故事安排一个结局。但它所给予读者的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收在里面的是表现方法、艺术构思有相似之处的几个短篇。罗洪对小说的特点十分注意,这几篇都是心理描写细致,采用朴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节一个横断面,整个结构严谨而完整。
  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她异常苦闷的时期,民族危机像一条毒蛇咬噬着她的感情。这时用忿怒的笔,蘸着民族恨、国家仇,写下了《白的风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后两篇小说写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忱,着墨不多,人物内在的坚定和毅力也并不直接描写,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里的主人公采取那种为祖国牺牲的方式,在当时还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写小舅子杀姐夫的故事。为什么要杀?这位三十岁的青年完全出于爱国,因为他的姐夫当了汉奸,替别国人加害于我们的人民,他说这样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杀了一个!”在法院,他详细地向读者讲了案情,并希望记者把这事写到报上,“让大家都知道身受别国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这个可歌可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使记者感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今天我们读来,虽觉稍嫌简单,但那熊熊的爱国主义之火也引燃了我们的感情。《白的风暴》有两万多字,背景是淞沪战役之前的生活,写印剧厂工人对现实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勾结反动派进行侵略。但小说被当局禁止,不得发表。后来,她作了较大的删改,收在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路》里。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卫登陆。这时他们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个小镇住了一个多月,又决定迁往后方。由于交通困难,经浙江时,在桐庐稍方停留。美丽的富春江,风景如画,枫叶似火,居民纯朴,可爱的祖国又在罗洪一家人的情怀里添加了新的恋情。
  1937年12月,他们来到进步文艺家的集中地长沙。在报纸上,他们读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艺界的动态。罗洪他们第一个遇到的是鲁彦。大家都为中国能向帝国主义开战感到兴奋。在一个画报社的招待会上,他们见了张天翼,魏猛克、蒋牧良、齐同等人。
  田汉长途跋涉来到长沙后,就跟鲁彦等人于1938年1月28日创办了《抗战日报》。日报的编辑部设在戏院的楼上,那里成了文艺作家的沙龙。当时,茅盾、张天翼、柳氵是、黄源、钱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经常为日报写稿,罗洪也在上面发表散文和小说。
  那时,郭沫若从汉口到过一次长沙,文艺界由田汉、孙伏园、杨东莼等人出面,举行盛大招待茶会。许多作家、教授、编辑、记者都来参加。招待会由田汉主持,大家济济一堂,开得空前热烈,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就在这次长沙之行,郭沫若为罗洪和朱雯写了一副对联:“忧患增人慧,艰难王汝成”。这是他在香港时作的四首《南下书怀》中的两句诗。
  长沙,好像是个中转站,很多人并不打算在这里久居。那时,茅盾拟创刊《文艺阵地》,先离开长沙到汉口接洽,曹禺跟着戏剧学院去了重庆,黄源回新四军根据地工作,齐同带家眷前往贵阳。不久,罗洪也于1938年初离开,到桂林定居,因为一个省立高中要请朱雯教书。
  桂林高中在离城二十公里的良丰,那里风景十分幽美,校园里有山有水,大山洞可容纳千余人。有条小河名相思江;有座小楼叫红豆院,这大概是因楼前有一株亭亭如盖的红豆树而得名。园里曲径通幽,小桥流水,颇有江南园林的情趣,据说是当年仿照大观园修建的。园里到处是四季桂,一阵阵香风扑鼻,令人陶醉。
  朱雯除在学校任教外,还主编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于5月创刊,故名《五月》,刊名系由郭沫若和田汉所题,刊物由生活书店经售,但只出了五期,便因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而停刊。这个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罗洪担任的。
  在这里,罗洪文思汹涌,思想活跃,写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汉口和长沙的《东方杂志》、《少年先锋》等报刊发表。
  一到星期六,罗洪总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时风子在桂林排演欧阳予倩的剧本《青纱帐里》和阳翰笙的《前夜》。在凤子家里,他们受到过热情招待。暑假中,学校搬回桂林,他们遇到了为《新华日报》写通讯的白薇,以及阔别了六七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广西的王莹。丰子恺有时约他们聊天,他一面喝着老糯米酒,一面说诗论画。在他后来印行的《教师日记》里,有两处提到与朱雯对酌的情况。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兴致,为罗洪和朱雯画了一幅屏条,两幅尺页。
  欧阳予倩、艾青、欧阳凡海等人来到桂林。救亡演剧队演出了几天,各地文艺界的朋友陆续迁移到那里,桂林便热闹起来。夏衍、林林、巴金、鲁彦、杨朔也都来到桂林。为了领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倾吐对祖国一片痴情,罗洪夫妇同巴金、鲁彦等人一起游览了月牙山、七星岩。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后,很多人离开了桂林。罗洪一家老少,生活没有着落,也只得离开这座可爱的城市。他们搭乘路上几次抛锚的破汽车,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广州湾。旅途的艰辛,给罗洪增添了不少生活经历。在那里等了三天才弄到船票。听着舱外海浪的咆哮,她做了两夜扰人的恶梦,最后来到香港。他们到《星岛日报》看了主编《星座》的编辑戴望舒,然后坐货轮到了“孤岛”上海。
  罗洪夫妇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看到光芒熠耀的霓虹灯广告和不分昼夜拥挤的人流,不免使她心潮起伏。在祖国的土地上,不论前方或是敌后,到处张着漫天的战幕,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死亡,父兄在战斗、复仇!而上海,爵士音乐压倒了受难者的呻吟,色情的狂欢吞噬了多少人的意志!但地火在奔腾,潜流在澎湃!许多作家和文化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的爱国运动。文学界的活动日益高涨。罗洪以笔为武器,继续投入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当时一个进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在连续发表朱雯翻译的德国H·列普曼的长篇报告文学《地下火》的同时,也连载了她的小说《后死者》。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她的《荒凉的城入《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这些作品,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流浪的一年》,于1939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本集虽然不全是流亡岁月中的作品,但多数作品流露着忧郁、伤感和悲哀。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编成《为了祖国的成长》,列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于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时期,《文汇报》晚刊,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急流》;此外,她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倪胡子》、《雪夜》等。
  “孤岛”上海的进步作家,在敌人的屠刀下顽强地战斗着。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在编“大时代文艺丛书”,约罗洪为《十人集》撰稿。《十人集》辑集当时十位重要作家的创作,题材比较广泛。她为该集写了短篇小说《融》,是描写浙江一个地方两个村子里的人民消除行怨,联合抗敌的故事。
  上海,这个特殊的环境,给罗洪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特殊的题材,她以后作品中的那些汉奸形象,多半是在这段生活中观察和概括出来的。1942年至1943年间,她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她认为,“这个长篇没有将人物和情节充分展开”,后来经过修改,改题为《孤岛时代》,于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占领区加强了法西斯控制和统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经受了种种酷刑。宪兵队到罗洪家查抄,发现了她写长篇小说时拟的提纲中的人物姓名,竟以为是抗日组织的名单,如获至宝,于是也把她抓去审讯。朱雯出狱后,宪兵队还常到他们家侦伺,后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乡松江疗养,于是才秘密潜赴安徽屯溪。罗洪跟两个孩子暂留上海,处理善后,并在上海报上登一讣告,声称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阵子,见没有什么动静,罗洪才带着孩子回到家乡。在那里,恐怖笼罩着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内迁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上海孤岛时期那段生活,在罗洪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观察和感受,写成《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寄往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她这时期的作品与抗战初期的创作很有不同。这时期的作品比较深沉,在写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画。在她谈到《践踏的喜悦》时曾说:“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惟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还有《友谊》,它揭露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刻薄是很深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另一组小说,《后死者》、《我们十五个人》、《雪夜》等篇,着力写了青年人追求光明冲破黑暗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如何满腔热忱地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达青年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抗战胜利了,兴奋的浪花冲击着她,她觉得那希望之花已经开遍了原野,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将从战争的灰烬中诞生。但不久,她失望了,八年抗战之后的祖国又被拖进战争的火海。罗洪原来为上海《正言报》编文艺副刊《草原》,到1947年就辞去了这个工作。她把前一阶段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两个集子:《这时代》和《鬼影》。这两本集子里所收的作品是抗战前后写的,虽然作品的分量有所差异,但背景是一个相同的时代,作者的爱憎和所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都是令人难忘的。罗洪在《鬼影·序》里说,在敌伪统治下,她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写作的,“我要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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