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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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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性灵和诗的源泉，人类从那里走向生活，走向社会。
有一年，爸爸在新界租了一个小园子，不仅种些青菜，还养些羊、鸡、鹅和鸽子，还有条看门的小狗。这地方可真是黄庆云梦想的天堂：田野，山丘、蓝天、日月星辰……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羊由她看管，鸡鹅鸽子小狗也都是她的部下。像小马那么高大的母羊带了一只羊羔，小羊吃母羊的奶，她也学着小羊去吮母羊的奶。她带着小羊去爬树，教小猪沿木杆，让小狗听她讲故事。于是，那《两姐妹》的故事更丰富了：她从飞着的浮云，想象到更多的事物；晚上，睡在床上，听窗外的风声，河上的水声，野兽和飞鸟的叫声，那草棚外的世界，便走进了她的心。那时，她还没有上学，妈妈只是教她一些唐诗及浅显的课文，而大自然才是她最亲最爱的老师。在这里，她写下平生第一首诗：
红红旭日东方升，照过小园缘材庭；
花露已干人亦醒，羊儿觅乳一声声。
二
童年是迷人的，但像梦一样过去了。七岁，她离开新界的田园风光，进入香港城市，读了三年私塾式的学校和一年英文学校。1931年，正值日寇侵入东北，她刚十一岁，又随家搬回广州，考进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分甲部和乙部，她想甲一定比乙好，于是考高中时就填了甲部，谁知甲为文科、乙为理科，因此1935年升大学时，只好考文科。
黄庆云一生对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但从小就偏爱文学。她喜欢《东方杂志》，七八岁就读了夏习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其中“少年笔耕”、“五千里寻母”等使她感动得流泪不止。茅盾和鲁迅的小说，也是她爱读之书。十五岁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除了文学，还爱国画。名画家高创父、赵浩公，都教过她。在春睡画院看到黎雄才的一幅画，上题“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她觉得诗意盎然，就把它临摹下来。大学师生画展时，大剧作家洪深教授看中了此画，非买不可，而黄庆云便送了他，并选了他的戏剧课。他为抗日筹款而导演了《汉奸的子孙》，黄庆云和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学参加了演出。那时高创父鼓励她学画，洪深鼓励她演戏，而她心里却酝酿着另一件事——鲁迅提出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下一代”。在大学里，“我总觉得有一项重要严肃的工作摆在自己面前，就是要为下一代做些事情。”做什么？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写作。虽然，那时她读过张天翼和叶绍钧的童话，入大学时也在广州一家小报上发表过一篇童话（可是连稿费都不敢取，怕人家知道是自己写的），但她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她很少去写古典诗词，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有《民族诗人屈大均》一种。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对古典文学的态度，与我对自己出身的那个与没落的封建家庭很有关系”。“救救孩子”如何去救？她那时的理论是从传统的意识里解放出来。其实，当时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必然一代比一代好；其二，障碍历史的潮流，用传统的观念毒比和奴化儿童。墨索里尼狂叫“谁有青年，谁有希望”，日本在教科书里宣扬如何去攫取中国东北；可是在中国，却宣传“二十四孝”，“尊孔读经”。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促使我像爱罗先河一样，”黄庆云说，“大声疾呼，叫孩子们像小老虎一样，冲出狭小的笼子，寻找迟来的春天。”
1938年，广州陷落后，她又到香港，借读于岭南大学。这是她严肃地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大教育家陶行知深深影响了她，认为他的教育事业是伟大的、最富有理想的。读了邹韬奋的《民主与教育》，黄庆云便简单地理解为，“只要从教育上给第二代以启发，他们就能冲破旧的传统，创造出一个进步的崭新的世界。”因此，她便立志要做一个小学教师，要创造性地、全心全意地做一名塑造孩子灵魂的艺术家。
除了钻研教育理论，这时候，她还到儿童中去，给他们讲故事，做报告，参加当地的儿童剧场运动。她讲的故事，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秃秃大王》等，都是能启发儿童反抗传统意识的。但她有时也讲一点儿坏故事，目的在于诱发孩子们的鉴别能力。孩子们很不满意那些坏故事，尖锐的批评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有新的儿童文学。至此，她有了为孩子编写故事的想法，这是她跨进儿童文学大门的第一步。
香港大学的马鉴，创办小童会，收容流浪儿童、擦皮鞋的、捡破烂的，她常到那里讲故事，还给孩子们办起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指导他们阅读。这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的年龄虽小，却过早地做了社会的牺牲品，对社会有着较多的了解，许多童话的故事都不适用，于是黄庆云不再述而不作，开始自己编起故事使他们听了快快活活，热爱人生，相信将来，增长斗争的勇气。于是，黄庆云写出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走》，把一个富有同情心、快活的月亮和那严厉的墨守成规的太阳作对比，将童话和社会生活拉在一起。此后不久，岭南大学曾昭森教授邀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这个机会，给了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儿童文学事业的可能。她的理想光芒都注进了这个杂志，体现这理想的，就是她写的童话、故事以及和孩子通信的“云姐姐信箱”。
大学毕业后，连当个小学教师的希望也没有捞到的黄庆云，命运驱使她从“另一条道”走向儿童文学，她从研究儿童文学，到写作儿童文学。那时，她是一个领公费的研究生，每天要用两个小时帮助教授搜集资料或整理笔记，当主编是业余的。这个刊物，始终得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的特别支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为《新儿童》写童话。黄庆云深受这位大作家的影响。
“在这个刊物里，”黄庆云说，“我的作品开始就具有愉快的基调。因为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想到有个孩子在听我讲故事。而我接触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向往光明的，哪怕在恶劣的环境里，也是乐观、积极、满怀希望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常常写的是弱小者的胜利，'低下'人的智慧。而我又想，女孩子又是孩子中的'弱者'，地位较低微，所以，可爱、聪明的女孩子，便常常是我故事中的主人翁。”这使人想起她的童话《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个小妹妹，却打倒了力能拔山的巨人，救了七个哥哥。她的童话集《月亮的女儿》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
三
《新儿童》半月刊的诞生，成为黄庆云生活的重大转折，它像一个路标，揭示它了她一生。
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是从《新儿童》开始。那时她对中国、外国的儿童文学和民间传说研究十分热心，于是中国的叶圣陶和张天翼，外国的安徒生、狄更斯、爱罗先河、亚米契斯，以及诗人史蒂文生和鹅妈妈的故事，都对她产生了影响。在写作上，她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调子是明朗的、愉快的。这时期，她写了许多童话、故事和诗歌的小册子，收入“新儿童丛书”。
黄庆云用一颗爱心来编杂志，以启发儿童的智慧和对人生产生新的理想。那时她写作的范围很广，童话、故事、诗歌、名人传记、科学知识、游戏活动，甚至连谜语都由自己亲自写作或设计。这一杂志特辟了一个同孩子们通信的信箱，在海内外影响较大，至今不少人还记忆犹新，1980年还有成人读者从美国写信给她，建议在香港《大公报》或《文汇报》上重设这个信箱。因为孩子们在信里都称她“云姐姐”，所以这个信箱就叫作“云姐姐信箱”了。她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信，信中询问的问题极多，科学的，社会的，什么问题都有，于是这信箱便成了科学知识、社会问题的通信和讨论园地。不仅孩子爱看，大人也爱看。“这样探索的结果，使我得到一个启发，”黄庆云回忆说，“孩子虽小，但是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些社会问题使这个社会小细胞从小就了解社会、关心社会并奠定改造社会的决心。”她的诚恳，唤起了幼小心灵的强烈共呜。
当《新儿童》办得蒸蒸日上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该刊迁到桂林。从湘桂大撤退，到“八·一五”光复，曾经停刊，1945年冬又在广州复刊。翌年遭禁后，又迁香港出版。1950年后，先由广西省文教厅接办，改名《少先队员》，后又在广州出版。她一直作为总编辑，兢兢业业，把阳光播种在等待开发的心田。
1947年，她得到助华协会（CHINAAIDCOUNCIL）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读书一年。在那里，她会晤了一些进步人士。在留美同学组织的星期五座谈会上，陈翰笙、史沫特莱、老舍、龚澎、黑人领袖罗伯特等都被请来。这些名人的深刻思想，对美国的剖析，使她受到启发。有一次，她到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祁伯屈家里座谈。祁伯屈大谈中国教育问题，说中国民众的通病是“贫。愚、弱、私”。黄庆云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说那是压迫者的看法。“那我就取消我原来的想法。”祁伯屈说，“但起码中国是穷的，贫穷就是想办法学好生产知识搞好生产。”黄庆云并不示弱，又驳了他，致使这次座谈不欢而散。
在她留学期间，杂志社编了一套五十本的儿童丛书，其中有一半为黄庆云所写。童话集、故事集、翻译童话集、信箱、均署真名；其他，则署宛儿、昭华、慕威、是德等曾在杂志上用过的笔名。“是德”是她写儿童科学时用的笔名，虽然是要表明“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自己对科学无知，而实际上，又有相反的用意。
四
1948年回香港，继续主编《新儿童》。第二年，应广东文理学院的同学邀请，回到广州，在那里教授儿童文学。1950年同作家周钢鸣结婚，并调广西，任国立广西大学副教授，讲授写作方法和儿童文学。那时正值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之时，她委托别人编辑杂志，自己参加了上地改革运动。黄庆云回忆说：“过去，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至此，我才真的到了亲爱的祖国、大地妈妈的怀抱，认识了可爱的农民兄弟姐妹。我从思想感情深处觉得祖国的泥土有其特殊的香味，农村的兄弟姐妹有着和自己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转变，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感情的获取十分重要。古今中外，哪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不浸透人民大众的心声？！一切文学作品，都将在历史面前受到严厉的检查。而对人民大众的感情，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最主要的内容。
黄庆云的文学活动，从开始就同民众密切联系着；当然，那是一种“本能”的自觉，从人道主义，继而爱国主义，去从事儿童文学，“救救孩子”。但到了1949年后，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还因她认识了香港和美国）。于是，理性的自觉，把她引到对儿童文学新的探索之路。那时她读了许多苏联儿童文学，认为盖达尔的作品具有典范性，但在技巧上，她最喜欢尼·诺索夫。以前，她只是以童话影射和讽刺现实的黑暗，这时却要以童话歌颂光明，反映伟大的现实。《奇异的红星》和《老卒和小帅》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前者以象征的手法，富有诗意的笔触，淳朴的语言，歌颂奇异的“红星”给人民带来的幸福。阿力、哑巴、小姑娘及恶魔的形象都令人难忘。阿力虽然自信、顽强，力大无比，但那恶魔却能取走他十分之九的力量；虽然他向恶魔应战，却无法实现恶魔提出的三个条件——推开生根的巨石，让种子发芽、开花，让茫茫黄沙上长出麦于，使哑巴开口说话。阿力听了善良的小姑娘的劝告，从她屋后的那条小路，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力很强的人”。那人，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那人送他一件奇异的宝贝。它使他得到了一切，使人民得了一切……寓意深刻，结构完美，使它成为又一篇代表作。这篇童话，获得1980年全国第二次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五六十年代，黄庆云还写了些描写新人新书的作品如《不朽的向秀丽》，曾经轰动一时，教育、影响过千百万读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探索精神是宝贵的。没有探索，就没有创作上的进步。1958年，她在儿童诗歌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把诗写到街上。当初，许地山先生告诉她：“要创作我们自己的童话。”这不仅是童话，任何体裁的作品，都要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她一直不忘这句话，并把它作为探索的力量。黄庆云与女画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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