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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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①，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
　　①左舜生著，《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引者注：即李讷，当时五岁）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唐纳拒见江青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
　　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干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导：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导，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矾）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②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纪文学》四十五卷六期。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淬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事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写信慰问赵丹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赫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卡塞琳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湖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一九三八年四月，社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酋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出乎意料之外，一九四○年五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引者注：江青给赵丹的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