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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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
　　“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
　　“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阂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径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获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于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去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
　　第十六章　迫害元勋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江青说道：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可是，云眼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