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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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
　　①转引自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②
　　②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①
　　①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
　　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