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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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选择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嘱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
　　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②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三年）。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
　　第十七章　步步高升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