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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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