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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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批示：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