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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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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二八、六、一九七六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第二十一章 发动“批邓”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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