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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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袭盛戎，演老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七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心宽，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然而，从一开头，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