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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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陈毅系列传记——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十二
　　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