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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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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闭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进,环环相扣。”再返过头吹捧她:“但是编导在后期的台子上是神啊,剪辑和导播一秒之间,差之千里,一个镜头的调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这种各自归位的陶然——哎你没觉得我比以前嘴儿甜了么?”
她嘿然一乐,把一份策划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这个你肯定喜欢。”
是个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脸,浓眉毛,两会发言时,当众掏出一瓶深黄色的水,往桌上一蹾:“这是我视察时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纯黄色的呀……这就是当地十八个乡八九万农民喝了十几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当地最长寿的人也只有六十五岁,因为体检不过关,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能去当兵了。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但为什么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太不实在,说实话就是失职!”他的手不断敲桌子,自来卷的头发,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说:“老毛,你把这水给我,我给你落实。”
“哎呀,听了这话,我太高兴了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六十岁的人,眼睛是湿的。
直播那天,代表团的负责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着要对我们直播负责,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发言的时候,我待会给你打手势,你看着点哈。”
老毛这次拿了支玉米来,是要反映粮价太低了:“这么大穗,才三毛钱,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还是和另一位职务是粮库主任的代表争了起来:“城里人挣工资,涨工资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购价,当时工资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价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涨粮价,玉米现在应该是两块四往上。”另一位代表说:“这肯定不行,粮食是特殊商品,这么涨宏观经济要不稳定了。”
他说他知道,但是“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种粮的人要有个奔头,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边说他边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里,劲真大,玉米粒都搓下来了。
就这么“吵”了四十分钟。老毛嗓门大,我连找个缝隙打断他都不容易,最后两位算有个基本共识,说粮价一定要涨,“小步快走”。这话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过来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妈呀你刚才咋不看我呢,我拼命打手势,幸亏讲得还行,你把我吓死了。”他嘿嘿笑,说刚才我扭过头装作没看见你。
人走了我问老毛:“你没顾虑么?”
“我就是个农民,还能咋的?”
“他平时是你领导啊。”
“我俩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后来老念叨这一期:“那时候我们心里没底,因为没有套路,采访的时候就像新闻正在发生,节目虽然粗糙,却充沛着一种糊涂辛辣的感觉。”
我说:“咱们这个活儿像厨子一样,要有那个烈火一腾,下锅的时候响油刺啦的感觉。”
吹牛这种事吧,紧跟着就是丢人。
我的现场导演是红梅,她做事靠谱,不是她的节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实。相处久了,她说:“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实你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你就是平常说话。”
我还挺得意……啊,总算。刚入行的时候,老向观众挤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红梅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七年下来,我真学到了平常说话。
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
我知道我是哪儿学的,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从厨房翻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汇编,我自发创作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跳皮筋的时候,小女生唱的歌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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