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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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第四章　是对峙，不是对抗
　　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性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内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性，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性采访。”
　　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喘。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交手，一招就溃败。
　　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紧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采访了一会儿，他直接把胸口的麦克风拔下来，站起来说：“我没时间了，需要去休假，车就在楼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他把我叫住，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另一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向你倾诉点什么。”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
　　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手机，右胳膊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满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儿，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床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　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