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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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构成对美国和西半球安全的威胁。到了1939年的时候，由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怀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军事侵略强国的兴起和它们彼此间的日益勾结，这种危险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地区就都已潜伏着了。在1939年中，来自欧洲的威胁更成为燃眉之急，而且，从战略上看，大西洋如果被一个敌对国家所控制，对美国的危险也就更大了，一旦在两条战线上爆发战争，美国海军的力量还达不到独自承担西半球防务的程度。美国经常依靠的是英法两国在大西洋上的强大而友好的海军。英法两国的生存因此对美国及西半球的安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不幸的是，罗斯福所拥有的能影响局势和约束侵略者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尽管1939年的美国在潜力上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事实，但由于心理和物质方面的种种原因，美国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力量。当时的美国人民对国际事务很了解，对法西斯国家和它们所宣传的那一套毫不喜爱，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在全世界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也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必要去卷入在他们看来对于西半球的安全并不重要的那些活动中去。由于美国的这种在心理上还不准备承担领导世界的任务，而这种心理状态，和人民一样，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以要有一项强硬的政策就不可能了。同时，由于美国军事上的无准备，要采取强硬的政策也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海军的力量在前几年中虽有相当大的增强，但陆军实力仍很薄弱。
　　1939年时美国手中最大的本钱是它的经济力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使用了，但仍有其限度。德国采用的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政策，并未因美国的经济压力而受到很大影响。日本由于依靠美国的物资供应，比较脆弱，但美国政府却在放手使用经济武器方面很有顾虑，怕的是这样会驱使日本人得出只有通过战争进行扩张才能解除他们困难的结论，从而使极端主义者可能会采取强硬的行动。这样，美国政府不仅在对侵略国使用其全部经济压力一事上受到了限制，而且由于两次大战间所颁行的“中立”法，特别是其中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条款，使其对可能的受害国家的经济支援也被排除了。1939年初，罗斯福希望这一法律能够迅速得到修订。同时，在这些限制下，罗斯福极力鼓励各国抗拒轴心国的侵略，并对德、意、日的进一步的冒险行动进行阻挠。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不断发生的情况下，罗斯福和赫尔通过寻常的外交途径，利用公开的声明和呼吁的办法，以求达到上述的目的。罗斯福所希望的是，如果轴心国家的领导人能认识到美国会站到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话，他们就可能不敢再进行新的侵略。不过，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之后，避免战争的希望已极微小。充其量，战争可能被推迟，它的范围受到限制而已。
　　第二章　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的反应
　　蹂躏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不仅是因为希特勒袭击了一个非德意志民族，暴露了他自己的真面目，而且也因为希特勒所选择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人感到特别亲切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曾经对捷克人渴望自治的心愿给予支持，1918年10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宣言也是马萨里克从华盛顿发表的。因此美国特别感到它自己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诞生是分不开的。而且，由于这个新共和国在战后多事的年月里坚持民主原则，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一直保持着受宠爱的地位。悲痛和愤慨的心情是普遍的，但感到意外的人却不多，因为在慕尼黑的投降之后，冷静观察国际事务的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终命运仍然抱有很大幻想的已经为数很少了。轻蔑地违背神圣诺言，老年的哈恰总统的虚张声势，狂暴的游行，炮声隆隆地进占布拉格：所有这一切都更加深了美国人民的忧虑。同时也重新引起了他们对英法两国“出卖捷克人”的愤恨。
　　官方的指责立刻就清楚地表示了出来。3月17日，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德国行动的“无法无天”。声明中有“一个自由独立的民族暂时失去了自由”这样的话，说明美国政府是不承认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性的。3月20日，国务院对德国3月17日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行使保护权的照会所作的答复，也保持了这个立场。而美国的报刊，总的来说也同政府一样怀着敌意的。
　　在拒绝承认保护国的合法性并在华盛顿继续接纳捷克公使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出于现实的目的又不得不接受德国控制的事实上的行政当局。这使得它能够通过采取经济措施来更有效地表达美国的不满。对于美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签订的使后者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这时也作了中止有效的安排。根据规定，协定的中止应于一个月前通知。3月23日，总统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同时，美国政府于3月17日指示财政部，以后所有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产品应一律视同德国产品，按照德国产品的税率课税。当时美国对德国进口货已课征全额关税；3月18日又通知，再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以抵消德国给予它本国制造商的出口津贴。采取这种针锋相对的关税税率的官方理由是德国进行倾销，但一般认为这是有政治动机的。美国的德美商会秘书德格纳博士抱怨说，这项规定实际上将造成对德国货物的全部禁止进口，同时德国的报纸则愤怒地攻击罗斯福，说他是经济战争的罪魁祸首。驻华盛顿的德国临时代办托姆森3月21日写了一份对美国征收抵消关税的经济后果感到悲观的评价报告送交柏林。他警告说，如果德国政府以进行报复来威胁，那就可能引起美国更加严厉的措施。3月27日，托姆森又给他的政府送去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报告，再次警告说，美国显然正在进行重整军备；罗斯福的反德路线虽在国会中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但却获得舆论的广泛支持。
　　罗斯福显然同张伯伦一样地希望，墨索里尼对德国合并捷克斯洛伐克既感到不快，那就也许会使他明白同希特勒的联盟并不最符合意大利的利益。所以，罗斯福在3月22日接见意大利新任大使科洛纳亲王时，就警告他说，如果独裁国家同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的同情将完全在民主国家的一边，他还说，美国的中立法不久将修改；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竭尽全力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他建议，如墨索里尼能利用他的影响来阻止战争的发生，可以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争端问题，那时意大利将有机会获得给予它的让步。虽然美国不能带头发起，但如墨索里尼愿意这样做时，罗斯福将给予支持，尽可能地帮助他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虽然墨索里尼对总统的试探没有给予答复，但他4月7日进犯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却有力地表明了他对通过会谈来实现他的野心是否有效的看法。
　　轴心国小伙伴的这一新的侵略表现，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谴责。在事件发生的次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对阿尔巴尼亚的强暴侵略”是“对世界和平的又一威胁”，它必定要严重地影响所有一切国家。
　　德国和意大利投入现役的军队人数，以及驻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美国外交人员发回的日益令人惊慌不安的报告，使得美国政府担心阿尔巴尼亚事件也许真的已成为欧洲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4月8日，美国驻柏林临时代办发来了“德国在进行不平常的军事准备”的消息；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自巴黎发回的电报则说，当地的宫员们“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十比一”。
　　4月9日，罗斯福在他的疗养地温泉向他的朋友们告别时公开表示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如果我们没有一场战争，到了秋天我还要回来的。”由于总统所选用的“我们”这个代名词，立即引起了一向害怕美国介入的孤立主义者们的恐惧；而反对他们的人则欢迎这种说明美国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间的一场斗争不会再继续漠然置之的表示，罗斯福4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白表示，这确实是他的意思；当时他还表示完全同意这天早晨《华盛顿邮报》上出现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在结尾说，“我们”显然是指西方文明而言的，美国作为这种文明的一个部分，其切身利益自将受到影响，“不管怎样”，美国“实质上从一开始就已介入了”。作者又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受到警告：“美国极其强大的力量必须是他们目前思想所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果在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如何更好地保卫美国自己，以及他们能采用何种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
　　4月12日，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政府各部门代表开会商讨保护美国经济的紧急计划。六天后，他们向总统汇报说，已经拟定了一项紧急财政方案。同时，罗斯福决定再向独裁者们作一次公开呼吁，吁请他们不要诉诸武力，而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在4月14日，就为了共同防御而加强西半球的团结这一题目发表了一篇泛美日的演说后，他就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了电报，建议把一切国际争端放到会议桌上来解决，并自愿充当一名“友好的调停人”。不过，首先他要求他们保证至少在十年之内不进攻欧洲和近东的三十一个指定的国家，以证明他们的诚意。如果能作出这样的一个保证，他就再要求各有关国家也给予他一个同样的保证。在有了这些保证之后，美国政府将准备参加关于裁减军备和在各国一律平等的条件下促进国际贸易的讨论。与此同时，美国以外的、直接同领土和政治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政府，可以安排在一种和平的气氛下讨论这些问题。
　　总统的这些信息，在美国国内到处都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但是在当时占优势的舆论气氛下面，罗斯福还不可能作出更加明确的承诺。任何同别国搞联合政治行动的倡议都会被说成是搞“陷害人的联盟”。因此，罗斯福的建议只限于在经济上给予报答，如果轴心国能改变态度的话。不过，他也提了一些相当含糊的威胁的话，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不能保持和平，美国就要进行报复。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希望，对战时交战国家供应军火的禁运规定取消之后，这种警告将会具有更大的压力。
　　第三章　围绕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立法进行的斗争
　　按照所谓1937年5月的中立法，一旦总统认为战争状态存在，对所有交战国家不加区别地自动禁止武器出口，就立即生效。政府相信这一法律直接对轴心国家有利，因为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而民主国家则刚开始从后面追赶上去。德国也知道，它的那些准备差的对手不能购买美国军火来弥补不足，从而更得到了直接的鼓励，甘愿冒战争的危险去试试运气。另一方面，倘若取消了禁运，战时能控制海洋的国家将从美国得到军火，而其对手则不能。因为英国及其同盟国将能处于这种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希望取消禁运甚至也许还能阻止轴心国家发动战争。
　　整个1939年春季和夏季，中立法应否进行修改的问题成为孤立主义者与集体安全体系支持者之间进行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斗争的焦点。捷克斯洛伐克之被占领以及后来轴心国家的种种侵略行动，虽然使美国人深切感到欧洲局势的严重，但争论的主题依然不变。政府及其支持者相信，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更增加了运用美国的力量来反对侵略者的必要性，而孤立主义者却得出了极为不同的教训。他们认为战争的危机只能更加说明，使美国在严格的中立法这条马其诺防线后面保持孤立的重要性。给修改中立法的主张泼冷水的另一因素是，过去很多支持集体安全体系的人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而都灰了心，态度消极。虽则英法两国政府在德国侵占布拉格后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博得了美国的欢迎，但它们的早期政策所招致的疑虑却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因此许多人预计但泽问题将会以第二个“慕尼黑”的方式来解决。在自由派《新共和》周刊6月间主办的一个外交政策讨论会上，最值得注意的趋向仍然是对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厌恶和怀疑。看来，部分撰稿人似乎更加关心一个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的集团中那些可能会参加的成员的政治纯洁性，而对组成这样一个联合阵线的实际步骤反倒不那么关切。那些确实赞成取消禁运的人中的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