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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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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担心。不久以前的紧急情况，尤其是部分的动员，已使一般民众中普遍流露出惊恐和不满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只是暂时很剧烈，同时，对于法西斯党内的亲德派别，仍然需要加以约束，遏制其强行加快介入战争的步伐。据说，法西斯党的书记阿基莱·斯塔拉切、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尔托·帕里亚尼将军、大众文化部大臣迪诺·阿尔菲耶里，在9月3日或9月3日以后不久，确实企图迫使这位领袖反对齐亚诺。因此，在秋天，当墨索里尼象以往一样痛斥漫骂“反法西斯主义的犹太的、共济会的、媚外的残余”时，却把政府的控制稍微放松了一些，同时也准备好，一俟发生紧急情况，就重新再加紧控制。
10月31日的“换防”，是意大利内阁在1935年1月以后第一次普遍的改组，使即将离任的大臣中有六人蝉联原职，即：齐亚诺（外交）；保罗·塔翁·迪·雷韦尔（财政）；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海军）；迪诺·格朗迪（司法）；朱泽培·博塔伊（教育）。其他的人中间，帕里亚尼将军和空军副大臣朱泽培·瓦莱将军，由乌巴尔多·索杜将军和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接替；阿尔菲耶里（大众文化）由阿莱桑德罗·帕沃利尼接替；费利切·瓜尔尼埃里（外贸和通货）由拉法埃洛·里卡迪接替。从1931年以来就担任党的书记的斯塔拉切，调任法西斯民团参谋长，民团这时正在编入正规军（改编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继任他的埃托雷·穆蒂——一个由于勋章而不是由于才智而引人瞩目的飞行员——是受到齐亚诺保护和资助的人之一，齐亚诺本想通过他来间接地控制党，但是这个希望不久就落了空。在冬季的时候，党的统治集团内有了许多新的任命，再加行政上的变动，把党更严密地置于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党员的人数在1939年10月为二百六十三万三千五百十四人，从1932年以来，几乎全部是从各个青年团体中吸收的，在1939年12月间，扩大向退役军人和参加过阜姆战役的军人开放，据报道，到次年3月底为止，已有七十四万多人申请入党。
内阁改组以后，允许有稍微多一点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反犹的法律执行得比较宽大，报纸上开始比较全面和更客观地报道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消息，虽然还没有达到把优先采用德国方面的材料一反而为优先采用盟国的材料。评论外交事务的文章仍然罕见，而且语调是克制的，只是偶尔有几篇授意写的文章，以对意大利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内容为主题。
墨索里尼曾对他的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副大臣表示不满，因为这两人谄媚地向他作出许多保证，结果却办不到，他改组了总司令部，留任巴多里奥元帅为参谋总长，把帕里亚尼的权力分给索杜将军和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由索杜担任副大臣，格拉齐亚尼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搭配后来证明是最不协调的。仿佛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似的，在9月底以前，就拨给三军一笔一百七十四亿七千六百万里拉的款项。10月间，把在危机时期征召服役的四个年度的士兵复员了两个年度，从12月1日起，又批推了第三个年度的士兵的假期，使实际入伍的人数减少到八十六万六千人；但是，与此同时，陆军却补充了没有军衔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并继续推行它的那项有迫切需要的炮兵计划。海军有许多潜水艇和“伊姆佩罗”号主力舰下水，并且能够在意大利参战以前再造好两艘主力舰——“维托里奥·威尼托”号将于1940年4月建成，“利特里奥”号于5月建成。制订了计划，要使飞机生产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又非常优先地考虑了巩固北方边界（勃伦纳山口和东北方通往德国的各个隘口也不例外），构筑“利特里奥的阿尔卑斯壁垒”。
法西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比以往甚至更积极地致力于开发本国的资源和工业，诸如褐煤、铝、水力发电、造船、炼油、冶金、化学制品、人造纤维。未来的产钢计划每年要增加二百五十万吨至四百万吨，在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数字又提高为约五百万吨；与此同时，又拨出了大宗款项（似乎要强调政府的和平意图），用于公共工程（由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同参与），用于开垦荒地和一项范围有限的在西西里岛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用于在罗马建筑住房，用于举办墨索里尼切望举办的1942年展览会：而10月28日波梅齐亚新城的落成典礼，则标志了开垦蓬廷沼泽地的大功告成。
意大利政府在渴望建立起谷类、油料作物、肉类、木材、纤维素、棉花、橡胶、铜、石油、废钢和其他进口商品的供应时，完全改变了先前依靠限制进口来节约使用日益减少的外汇储备的政策。例如，意大利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就从美国进口了价值五千二百七十万美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1938年全年进口总值的六分之五。一面又作出努力去夺取英、法、德已撤出的巴尔干和拉丁美洲市场。意大利政府缔结了一系列协定，以增加意大利同法国、巴西、保加利亚、芬兰、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它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订立了三边结算协定，并开始以美国棉花供应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按照意大利人的看法，纺织品出口最方便，但是，对方十分需要的却是工程材料、机器、船只和战争物资。同希腊所订的一项六亿里拉的飞机合同，只是因为意大利外贸与通货部坚持全部要以可流通的货币支付，而不同意部分以实物支付，才在最后一分钟告吹了。荷兰及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巴尔干国家都在购买，或试图要购买意大利的船只和飞机，直到意军总司令部乃至一般的百姓都开始抱怨，说拨作出口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人建议，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支付意大利进口的货款，意大利的承包商应到出口这些货物的国家去承包公共工程。后来在1940年8月，果然同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这种性质的协定。
运输也提供了盈利的机会。意大利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中享有特权的地位，许多流落在西半球束手无策的旅行者，都是出了应急票价，坐意大利的班船被遣返回国的。货运的收入也赚到了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尽管因为需要保留舱位供给意大利自己进口货物的缘故，这笔收入是有限的。1939年9月，意大利大陆航空公司（LATI）新开辟了到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航线，两个月后，又开辟了横渡南大西洋至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意大利的铁路和港口，也由于中立国的船运从北方的各港口转移到地中海而得到了好处。
但是，尽管为意大利的商品索取了高价，尽管定出了许多办法来鼓励出口商人，乃至最后答应他们除津贴外另发百分之二十奖金，尽管从汇款中和从隐藏在国外的资金财产中竭尽所能地榨取了外汇，意大利银行的储备仍然从1939年1月1日的三十六亿三千四百万里拉减少到1940年3月31日的二十六亿零一百万里拉。当年的国际收支差额预计显然将有四十亿里拉的赤字，但是甚至在那时，仍然向国外定购了大宗货物。
在国内，意大利人起先吃到的苦头，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涨，而不是由于9月间实行的对消费品的不十分严格的限制，不是由于从2月份起实行的对咖啡和糖的定量供应，也不是由于真正的商品匮乏，除了新年期间缺煤以外。政府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平息不满的情绪。它不仅试图控制物价和镇压投机活动，而且扩大了对工人家属的社会福利津贴的范围，最后并下令增加工资，从3月起，从事农业、商业、工业的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从4月1日起，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加百分之十。政府的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数目，预算从1930…1931年度起就从未平衡过。1939…1940年度，出现了将近六十亿里拉的赤字，1940…1941年度估计也有同样的赤字，常规预算以外的开支还不计在内，在1939…1940年度，这笔开支总数达二百亿里拉。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征收了资本税和非常不得人心的营业税，发行了面值一百六十亿里拉的五厘息的财政公债，并向意大利银行求援。总的经济景象是活动不稳定和紧张程度增加，意味深长的是，证券交易所的繁荣在1939年11月底达到了顶点，此后证券的价格就趋向于下跌。
从一开始，英、法两国政府就极其重视使意大利不参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诱使它走向真正的中立。张伯伦仍然希望（象他在9月13日写给不久以前担任驻伦敦大使的格朗迪伯爵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国王和意大利教会发挥其影响。据说，有些年纪较轻的法国军事领袖曾要法国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碟，要求意大利宣布是站在盟国一边，还是使其舰队保持中立。可是，法国的内阁和总司令部的做法却不同。在1939年8月23日的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极力主张，必须使意大利保持绝对的中立，甘末林指出，在当年的那个时候，要对意大利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不可能的。来自意大利的威胁，在盟国的战略上留下了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下面几点上：决定不攻打西壁防线；欧战一开始时英国的航运暂时改道不走地中海；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区驻扎了十个法国师的兵力，在北非驻扎了十四个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只分别驻扎了九个师和四个师。意大利的不交战，使得法国方面能把这些军队调走一些，但是意大利在1940年4月和5月间走向交战前的状态，以及盟国随之而需要保留一些军舰，尤其是用于地中海的驱逐舰，据说曾经起了作用，使英国决定不攻打特隆赫姆峡湾，也使盟国决定撤离纳尔维克。
盟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意大利。英、法两国政府表示了欣赏墨索里尼为和平而作的努力，希望进一步合作；它们答应避免发生可能妨碍相互关系的事件；它们甚至宣称毫无意图要强迫他决定赞成这一方或那一方。它们提出，意大利可以扮演一个它乐意担任的角色，成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国家”，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成为一支在巴尔干与德、俄两国抗衡的力量，在那里，不经意大利的同意，盟国将决不动用魏刚的近东军团。盟国一面又在经济上予以诱导；它们在北非实行的一些反对意大利的措施（诸如征用汽车和限制使用银行存款），在齐亚诺于9月5日发出怨言以后，立刻就取消了。可是，在突尼斯、苏伊士、吉布提等问题上，却没有作出让步；是否要就这些问题举行谈判，完全由意大利来决定；这就难怪，对于盟国的这些友好的表示，意大利有这样的反应，即齐亚诺在同弗朗索瓦…蓬塞的谈话中，曾将其简洁地概括为：战胜就是最好的宣传。
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德国人除了要得到意大利的一些好感外，很少在它身上浪费时间或精力。固然，希特勒9月3日致墨索里尼的情一开头就以庄重的语调宣称，命运终于将把他们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接着又感谢墨索里尼在过去给予的支持，并恳求他在将来继续给予支持。但是，象希特勒9月1日在德国国会演说和18日在但泽演说时给予这位意大利“领袖”的那种公开的恭维，只不过是表面应酬，而且在但泽演说时他提到德国作出重大牺牲放弃了对南方的领土要求，却又把这些恭维话的味道冲淡了。希特勒也从没有采纳墨索里尼的建议，公布9月1日的电报，否认有什么要求意大利支援的需要。
意大利在1939年8月使自己不受与德国结盟的约束这一行动，更加不受纳粹党人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意大利人已预先告诉英国人，德国人将要干什么，从而鼓励英国人最后承担义务与波兰结成同盟；而在纳粹党人的眼中，意大利的主要价值却是在外交上起一种平衡的作用，以产生与上述情况恰恰相反的效果。希特勒对他和墨索里尼的私交所存在的浪漫幻想仍未减少，对于轴心国的“遭受破坏”，他归罪于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阿托利科，归罪于意大利的将领，归罪于萨伏依王室，他怀疑后者一直是意大利与英国通讯联络的渠道。至于意大利人民对轴心国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抱过幻想。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参战究竟重视到什么程度，有关的证据是零碎分散而又有点相互矛盾的。据雷德尔海军上将说（他本人极力赞成意大利参战），希特勒是希望意大利介入战争的，因为，既然德国在自己的造船计划尚未完成以前便进行了战争，而意大利的海军却拥有许多潜水艇，这就会特别有用。然而，在其他时候，希特勒却会怀疑，甚至他的亲密伙伴墨索里尼也可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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