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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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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些计划，显然将由总办公厅的“C分队”详细加以拟订。1942年，该分队的头子党卫队高级首长康拉德·迈尔…黑特林为整个东欧的人种重新安排问题拟定了一项全面的计划。这就是所谓“东方总计划”。这个计划建议把俄国的列宁格勒、克里木和赫尔松的周围地区同立陶宛境内美美尔和那累夫的周围地区改变为纯粹的德国殖民地，在未来的二十五年中向这些地区移去大批德国移民。当这个计划呈报给希姆莱时，他十分热心地表示赞同，并且授权迈尔…黑特林再起草一份二十年的计划，把并进来的波兰领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阿尔萨斯…洛林和下斯蒂里亚及上卡尔尼奥拉全包括在内。
可是，德国在东线的溃败不久便促使任何这种长期的规划彻底完蛋了。从1943年初开始，重新定居的计划就变成把日耳曼人从苏军进逼地区撤走的一项无组织的混乱工作。据官方报道，到1944年7月，有三十五万这种日耳曼人已在日耳曼人中心的照料下返回德国。其中有将近一半人是1944年2月至7月间由德涅斯特河与乌克兰布格河之间的那片地区撤出的，其余的人则是在早一时期从下列地区撤走的：（一）列宁格勒和英格尔曼兰地区（1942年1月至3月，撤走了三千八百人）；（二）“军团总部”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1943年1月至7月，撤走了一万零五百人）；（三）北高加索地区、卡耳马克草原和顿巴斯地区（到1943年2月为止，撤走了一万一千五百人）；（四）乌克兰（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撤走了七万二千人），（五）黑海地区和南乌克兰（1943年8月至1944年5月，撤走了七万三千人）；（六）日托米尔地区（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撤走了四万四千六百人）。这些日耳曼人中大部分都被送往瓦尔塔兰，因为该地被指定为一个主要的“居留地”，其他的这类地区有：但泽…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下西里西亚、洛林、卢森堡、上卡尔尼奥拉和下斯蒂里亚。有大批日耳曼族移民被送进这些地区，以代替被驱逐出去的非德意志人。
希特勒在批准重新定居的计划时，曾经希望它能加强日耳曼民族。结果，希姆莱在这方面的活动对于加强日耳曼民族并没有什么贡献。事实上，这种活动有时还造成了莫大的混乱和不安，因此德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对允许这种活动继续下去是否明智，显然怀疑起来了。这些移民大半是在德国本土的居住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时便被迫迁离了，因此很多人在战争时期一直就在德国或者边沿地区的营房里憔悴呻吟，而“临时性的营房”，象洛伦茨本人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就变成了“几万户移民家庭的住所”。这句话对于由南蒂罗尔迁来的移民特别恰当，因为他们集体迁徙到这片乐土的工作办理得那么糟糕，以致博尔曼不得不于1943年向纳粹党的所有办事处发出通知辟谣，否认业已放弃由该地移民的计划这种传说。偶尔，政策的彻底改变也会给移民增加痛苦，由立陶宛迁来的日耳曼人就是一个实例。他们在瓦尔塔兰刚住定下来，政府立刻又决定要再送他们返回原地（当时，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尽管实际上直到1943年秋天才有些人回去。然而，有许多立陶宛德国人既没有抵达新的家乡，也没有返回老家，而是象1942年5月罗森贝格所说的那样，在移民营里“坐以待毙”。
德国人不时发表的表明重新定居的计划正在取得进展的那些官方统计数字，最为有力他说明了党卫队在这方面处理的不当。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原来大约有五万名立陶宛德国人迁移回国，可是其中只有三千四百八十二人最后获准留在德国本土（其中只有一百七十六人留在东普鲁士）。在同一次迁移行动中，大约有八万名日耳曼人也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被送回大德国来，但是到1941年底，这些人中显然只有五万六千七百二十一人在瓦尔塔兰、但泽…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确实找到了住处，其余的大概一直就住在临时性的营房里。至于根据1939年11月3日的协定从苏联“势力范围”内迁回的那些日耳曼人，他们的情况也相去无几：根据“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报告，1941年有十六万四千人响应了希特勒的号召，愿意返回德国，但是到1941年底，显然只有十万零三千八百五十八人找到了固定的住处——其中有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人是在瓦尔塔兰。尽管如此，这些人显然要比那些根据1940年9月5日的德…苏协定由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根据1940年10月22日的德…罗协定由南布科维纳和多布罗加选择回国定居的日耳曼人较为幸运。因为尽管根据德国移民托运公司的报告，1941年这批移民的总数约为十六万四千人，但是到第二年年底，只有八万五千八百零三人抵达了常住的目的地。至于从南蒂罗尔迁回的移民，情况显然更糟，因此当局决定予以保密较为妥善。发表的统计数字只是说，牵涉到的人数从1941年的二十二万人上升到1942年的二十三万七千八百零二人——披露出的这些数字本身多少是有点令人惊讶的，因为从官方当时的声明看来，在1939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选择“遣送回国”的总人数只有十八万五千三百六十五人。但是，博尔曼1943年5月21日发给纳粹党各级办事处的通知却泄漏出了一点实情。该通知透露。到那天为止，在公民投票中选择重返德国的人里，只有“大约八千人”在德国确实重新定居下来。
希姆莱和党卫队在“加强日耳曼民族”方面的职责，不仅涉及日耳曼人的重新定居工作，而且涉及接纳种族上合适的人重新加入德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切有关事宜。这种为德国民族团结恢复所谓“失去的同胞”的工作，当时常被称为“德意志化”（Eindeutschung）的过程。但是，对党卫队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德意志化”（Wiedereindeutschung）的过程，因为在党卫队人种研究专家看来，设法使纯外国血统的人变为德国人的这种想法是十分令人厌恶的。的确，希姆莱本人坚决认为，“按照以往的那种意义使东方地区德意志化，即教育那里的人民懂得德语和德国法律”，这不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照管着只有德国血统，即日耳曼血统的人”居住在那个地区。据《褐衫队》（1942年8月20日）说，这就意味着“新赢得的生存空间”必须用“德国血统和德国生命，而不是用德意志化的人”去建立起来，因为“你不能把外国人变成德国人，正象德国人不能被变成外国人一样”。因此，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在新并进的地区“搜罗”一切可能“具有德国血统的人”，杂婚的子女和所谓“叛变者”（例如，已经“波兰化”的德国人）的子女，也将包括在内。诚然，德国人同在德国工作的合适的外籍工作人员的非婚生子女（不论法律对这种关系会多么反对）显然也没有被排除在外。东方占领区内的瑞典后裔也当作潜在的德国人被接纳，甚至德国血统的美国战俘也照样可以“重新德意志化”。
可是，为所谓“捷克问题”寻求一项解决办法的种种尝试，已经说明了德意志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的根本差别。在这方面，希特勒的顾问们向他提出了三项供他选择的办法。第一，由德国人渗入摩拉维亚，并将捷克民族的地区缩小到残余的波希米亚；第二，将所有的捷克人驱逐出去（“最彻底的解决办法”）；第三，使捷克人同化，这就是说，将大约半数的捷克民族吸收进德国人中来。希特勒“经过考虑后”，显然决定采用第三种办法。这意味着，“虽然表面上保持保护国的自治”，德意志化的工作却不得不“由德国保护国主管机关在往后的岁月中集中去执行”。党卫队认为德意志化一定要有选择性，而这种做法却使这一论点完全成为笑柄。因为虽然卡尔·赫尔曼·弗朗克也许会争辩说，“上千年的”民族通婚已经在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国人之间造成了“广泛的种族平等”，但是希特勒决定要利用德意志化作为战胜抵抗的一种手段，而希姆莱则坚决主张这项计划必须严格地仅限于挽回“优良的德国血统”，我们怎么异想天开也无法把希特勒的决定同希姆莱的主张调和起来。
然而，重新德意志化的计划主要关系到的是新并入的波兰领土，而不是这个保护国。在新并入的波兰领土内，瓦尔塔兰东半部地区以前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尽管在1793年后有一时期曾被并入普鲁士，却始终没有被德国人变为殖民地。所以除了瓦尔塔兰东半部地区外，这主要是一个“夺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波兰影响的德国血统或部分德国血统的人的问题。希姆莱用来着手挽回这些失去的德国人的方法很简单，即使在某些方面确实不是很粗糙的话。他的方法是：使他们分组登记，然后给予每一组必要的纳粹宣传教育和其他“待遇”（有时候，包括拘留在集中营里），直到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是德国人为止。为了这个目的，希姆莱于1940年9月12日采用了德国“种族登记”或称“民族登记”的办法，把合并区内以前德国血统的波兰公民或部分德国血统的波兰公民划分为四类，并且规定了一些批准他们成为公民或国民的原则。第一类人包括那些参加过一个德国组织等等，在波兰统治的年代里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德国民族斗争”的日耳曼人；第二类人包括那些只不过是消极的，但一直保持着德国民族性的人。这两类人自动取得德国公民和国民的身分。第三类人包括受到波兰影响的德国后裔（Deutschstammige），以及那些同德国人结婚并接受了德国风俗习惯的外国血统的人；第四类人则包括“政治上已经完全成为波兰人”的德国血统的“叛变者”。列入第三类的人可以立即成为“德国国民”（但并不是德国公民），可是列入第四类的则只能成为“预备”国民。
理论上讲，登记应是自愿的，可是希姆莱不久便坚决主张，凡是没有参加民族登记的人都将被送进集中营。在决定日耳曼人应列入哪一类时，“当地的和本人的因素”都应加以考虑，语言不能被看作是人种的决定性证据（据指出，“在罗兹和拉维奇地区有些新教教区内，全体居民”都讲波兰语，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德意志人的）。宗教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波兰人在他们“民族的天主教教士”的影响下，几世纪来一直坚决认为：德国人就代表新教，波兰人就代表天主教。因此，在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需要谨慎小心，尤其因为“人数相当有限的德国天主教教士”在德国利益与波兰利益发生冲突时，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一般说来，网应尽可能撒得大些，因为总的原则是：决不丧失一个德国血统的人，也就是说，决不让一个德国血统的人为外国所利用。
为了协助地方当局（主要是州长和市长）对参加民族登记的日耳曼人进行分类，党卫队设立了一些分支办事处（Zweigstellen），其职务是讯问申请登记的人和调查他们的历史。对这些分支办事处的决定不满时，可以向设立在每一区内的地区办事处（Bezirksstellen）提出申诉，必要时，还可以向柏林希姆莱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总会内设立的“最高调查法庭”（ObersterPrufungshof）上诉。这样，党卫队便能够监督这个计划的全面执行，尽管有关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当地应用德意志化的原则时，似乎拥有不少自由处理的权力。不同的行政区应用了不同的政策，所以取得的结果也就各各不同。在上西里西亚，行政长官布拉赫特迫使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一起作为日耳曼人登记，结果列入第一和第二类的有十三万五千至十四万五千人，列入第三类的有九十万至一百万人。但泽…西普鲁士是希特勒决定要在十年内使它变为“完全是德国居民的”地区，行政长官福斯特尔因此不得不采取一种强有力的德意志化政策，结果到1942年8月，列入第一类和第二类的有二十万日耳曼人，而后来经过选择列入第三类的则大约有十万名卡舒勃人和七十万名“不同民族的”波兰人。另一方面。在瓦尔塔兰，行政长官格兰泽尔处理民族登记工作则要慎重得多，结果到1943年2月，只有大约七万人被列入第三类和第四类，大概只有二十五万人（即所有公认的日耳曼人）被列入第一类和第二类。
然而，这些数字中没有一项可以被看作是德意志化计划成功或失败的可靠指标。现有的其他证据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更为确凿。由于德国人的工作遭到行政方面的混乱所带来的阻碍，事实似乎是，他们在这项工作上象在同新秩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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