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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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塞塔资金的百分之八十来购买钨，而不用于传统的贸易。结果，到1943年秋，德国人就被赶出了西班牙的钨市场。但是，这一胜利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西班牙的这场斗争达到高潮时，盟国为每吨钨付出了大约七千五百英镑，1943年中，他们共买进了三千三百三十五吨，而德国人只买到大约九百吨。正如塞缪尔·霍尔爵士所说的，这段故事读起来就象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篇章。
　　1944年故事进入了最后一章：盟国（主要是美国）对佛朗哥施加的压力，以及盟国（主要是英国）对萨拉查施加的压力，使德国从这个半岛获得的钨供应量被削减得微不足道，虽然这个胜利的取得仅仅是在英美攻入法国，使交通实际上陷于停顿以前不久的事。
　　对于西班牙钨的供应的最后争夺使英、美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发展到顶点，并在美国人自身中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整个故事涉及到美国的政治紧张问题以及国务院里观点的分歧，这些都在本章的主题之外。简单地说，当时的形势是，美国政府极想满足政治上和情感上的这种愿望，即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实行百分之百的禁运。可是佛朗哥不肯这样做，而且由于他自己的威信和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走得这么远。然而到了1944年3月，他却准备将这项出口削减到一个象征性的数目，这一数字是英国政府乐意并且实际上很想接受的。到这个时刻，危机已经经过了几个艰难困苦的阶段。1943年11月中，国务院决定对西班牙钨向德国出口强行实施全面禁运，虽然在那一阶段还没有直接以制裁相威胁。及至12月中旬，情况已很清楚，西班牙政府不打算响应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建议。英国大使支持美方的要求，但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做法，鉴于盟国已把德国人大部分逐出了西班牙钨市场，况且对西禁运的结果将只会使西班牙的钨转移到葡萄牙去，而在那里美国人此刻还不愿实行类似的禁运。再者，盟国这时正在对西班牙施加压力，提出若干政治要求，并希望在这些谈判中取得有利的结果。根据菲斯的记述，1944年1月12日实施对石油的禁运的决定是由国务院作出的。霍尔的看法是，海斯关于在这时对西班牙采用经济压力是否明智这一点上，还未被说服。不过他要向各有关方面说清楚他的确切主张似乎是有困难的。可是当关于清算西班牙由于内战而欠德国的债款尾数的谈判细节公布后，采用经济制裁的呼声又大大增强了。这笔债款尾数在1941年2月确定为三亿七千二百万德国马克。1943年秋，西班牙决定自俄国前线撤回其“蓝色师团”，并提出了一个反要求，要求支付该师出兵用费和在德国的西班牙工人的工资共计二亿二千万德国马克。可是他们在1943年11月却付给了德国一亿德国马克，其中大部分是要用于采购“传统”的货品，而不是用于战略原料。然而1944年1月中发现西班牙商业部长已作了一项秘密安排，根据这项安排，一亿德国马克，即四亿二千五百万比塞塔全部用于购买钨、水银和纺织品。以及供给德国大使馆作为经费。不仅如此，1月25日还获得这样一个惊人信息，说是如果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在二十四小时内不同意购买圣卡姆巴钨矿的全部产品，那么它每月一百二十吨的全年产量就要卖给德国人了。霍尔赞同海斯的意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最好的办法是在2月间中断石油的装运，但既不对外宣布，也不事先向西班牙政府解释。
　　看来西班牙商业界与商务部有联系的人士还在积极努力，要从政府处理这笔四亿二千五百万比塞塔的结余中发一票横财。霍尔于2月28日会见了佛朗哥，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中似乎说服了他接受英美所提的条件；但佛朗哥没有作出具体的承诺，只是两次提到关于这笔比塞塔尾数的处理将取决于外交部长，而且他谈话的整个口气似乎暗示钨的问题不久便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不幸，石油禁运的消息当天晚上便“泄漏”给了华盛顿报界，尽管国务院否认泄密的责任。外交部长霍尔达纳将军不得不申明，任何让步现在看来将显得是对美国压力的屈服，而且也是西班牙人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西班牙政府还是在2月初对钨的出口实行禁运，以待最终的解决。2月21日霍尔达纳提议暂时把对德的钨供应限制在大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但是，危机一直持续到4月底，美国坚持要全部禁运，而英国则对拒绝西班牙的建议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耐烦，而这些建议表明了实质上的胜利。盟国的资金正在迅速地消耗，因为这段危机期间，在美国的坚持下，照常实行对钨的优先购买，以致4月27日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与美国商业公司不得不请求它们的大使馆允许它们停止采购。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帮助结束了一种已经变成有点荒唐可笑的局面。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德国到6月30日为止不应得到多于四十吨的钨，在1944年余下的六个月中不应得到多于二百四十吨。
　　英国为了要葡萄牙禁止钨的出口而对萨拉查博士所施加的压力，也经历了同样令人气忿、虽则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过程。盟国参加亚速尔协议的谈判代表把钨的问题记在心头，但考虑到葡萄牙对于德国可能进行报复的关切，并不催逼它作出改变。但是，从1943年11月起，美国人便力促英国要求葡萄牙至少在1944年把对德国的钨供应维持现状，并且提出一些明显的暗示，指出英方出于感情上和其他原因，对葡萄牙人太宽宏大量了，因而美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报复措施以限制对葡萄牙的供应。实际上，从这一阶段起，英国的压力还在继续，但当时的问题却是通过无休止的讨论，来寻求一个具体的办法，而不是实施制裁，由于葡萄牙在政治范围内是一个同盟者，或至少是一个乐于提供帮助的非交战国，这就排除了对它进行制裁。自然，没有必要急于缔结一项新的供应…采购协定，而且到1943年底，人们已经知道，盟国对这一问题的缄默态度正在引起葡萄牙人的忐忑不安。于是在1944年最初几个月里，双方进行了冗长而无结果的商谈。有一段时间，萨拉查认为，盟国从未澄清他们自己的立场，而且未能使他们自己或使他信服地证明从葡萄牙输出的钨的数量曾对德国工业有过明显的效应。1944年2月和3月英国的一些强硬电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英国内阁坚持认为葡萄牙在充当德国货源供应者从而延长战争方面负有责任。萨拉查最初似乎满不在乎，大谈其作为中立者的道义立场。这是建立在下述假定上的一种古怪的立场：即如果他用左手帮助了一个交战国，那么他就必须用右手给另一个交战国以相称的帮助。他埋怨英国议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也对巴西政府的抗议感到震惊。然而到1944年5月底出现了一些退让的迹象，但这些退让却由于葡方又提出全部赔偿和对应让步的要求而复杂化了，而这些要求在6月初大都撤销了。萨拉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才最后同意禁运；于6月12日公布了新的规章。规章禁止钨的提炼、移动、转移和输出，并规定截至这一规定公布日期为止所开采的钨，一律应于6月25日前交给金属贸易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按当时价格收购。
　　关于钨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盟国在伊比利亚半岛采购了约一万五千吨，总值按一般估计为一亿七千万美元，由英国和美国均摊。正常的市场供应数量可能还不到这一庞大数额的十分之一。
　　第五节　要塞欧洲：最后的攻击
　　封锁并没有为盟国赢得战争；当热衷于经济战的人们断言封锁将会赢得战争时，在伦敦和华盛顿一度出现过不恰当的乐观情绪，但是甚至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以前，封锁就已经落得有点声名狼藉了。阿瑟·哈里斯爵士在1947年总结一种官方的怀疑主义时，写道：“除了人造石油工厂这一仅有的例予以外——而且这些工厂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症结——经济专家们的论点一直被证明是谬误的。”可是，事情的真相是，这些批评很容易错误地解释了经济战的整个特性，在谈到经济战时往往有着这样一种倾向，如同许多人在谈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一样，仿佛它是一种已被证明为有效的现成的武器，只要使用它，就有效果；然而，它却象国际联盟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七拼八凑起来各自为政的力量的标记。它的使用效果将取决于它应用的范围和技巧。单靠封锁——或者经济制裁——不能造成一个强国的军事瓦解，而这个强国的储备、士气和本国产品都足以使它无限期地继续生存下去，纵使在一个降低的生存水平下。因此，经济战的胜利必须以下述情况为先决条件，进攻者方面必须在经济和其他资源上具有充分的全面优势，俾使他们能用军事进攻的方式使防御国资源枯竭。简单地讲，所谓经济战所包含的意义是，它能够提供消耗敌人或者是最后一击的手段，而不是进攻的主要承担者。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定，即军事行动本身通常必须提供能耗尽交战国经济资源的最有效和迅速的方法，从这点讲来那种特别贴上“经济战”标记的进攻形式就必然是取得胜利的补充和附属的手段，而且只有在敌人基本上由于经济消耗而软化之前就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这种情况下，才能说这种进攻形式是失败了。因此是否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盟国的经济战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最后击败轴心国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呢？
　　否定这个结论是由于这样一种假定，即经济战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敌人的致命弱点，即发现敌人的经济体系中某些主要的脆弱部分，由此可以对其整个体系给以迅猛致命的一击。这种假定由于其具有引人注目的性质，对于业余的战略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在战争中，也没有遭到职业战略家们的反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瑞士铁砂、罗马尼亚石油、铁合金、冬衣、滚珠轴承、德国运输系统以及最后人造石油工厂都被比较乐观正式地一一提出来作为这种例子。诚然，毫无疑问，如果能用军事行动使德国失去全部的瑞士铁砂供应（只举一个例子），它就不能够进行一场重大的工业战斗。战争初期盟国所有这些企图之所以失败，并不一定是由于专家们对轴心国经济问题有任何严重的误解，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无论外交压力或者武装部队的直接进攻都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军事力量，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互不相同，因而，进行经济战就不可能有一种普遍有效的法则，企图制定这种法则的人往往假定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偶然事件都是正常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战争中，有一度英国观察家们似乎认为，华盛顿国务院倾向于设想它已发现了施加经济压力的新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将来可以通过联合国之间的协议用来作为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不必诉诸武力。不错，1941年夏秋两季，美国在恪守中立时期，施加经济压力的行动是取得惊人的成效的，当时，它不能援用交战国的权利，而且，当时国内政策使它必须避免作出任何仅仅是为了支持英国作战努力的表现。美国的主要武器一直是控制外国的资金，使得它能够冻结所有轴心国和欧洲中立国的资产。后来，在美国参战后，由于全面使用了黑名单和它的强大的采购政策，从而能够支配西半球的经济生活，再次似乎倾向于认为这些武器（当然这些武器在阻止禁运品从拉丁美洲流入德国和日本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是普遍有效的，甚至可以代替封锁。结果，美国的官员和作家就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在讲到1941年12月以后的封锁时，好象封锁只是英国的事情，甚至是在牺牲美国商人和战争努力本身的利益情况下，保持英国私人贸易利益的一种工具。这就帮助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甚至在1941年，封锁不是美国施加经济压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新形式，而是美国施加这种压力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在封锁的管理机构在伦敦执行职权时，美国向所有的有关委员会均派驻有代表。但是，可以由此得出的总的结论是，要把关于经济战的效力和方法的问题加以概括，或者用任何教科书上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成就，是异常困难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显示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用本章中所概述的范围极其广泛的临时权宜办法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这是经济作战部的一位官员在战争初期所承认的一个事实，他说“如果德国没有一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