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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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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的一个控制办法是继续实行一项征税计划。可是，这项计划收效甚微，因为广泛存在着失职的情况，很少有人支持一项强硬的政策。看一下朝鲜政府的实际预算数字，就可知道支出大大地超过收入。尽管军政府坚持要在1948 财政年度把预算平衡在一百七十七亿朝鲜圆这个数字上，但事实证明，要保持在这个数字以内是不可能的。南朝鲜的财政情况还由于南朝鲜临时政府对美国军政府所欠的沉重债务与日俱增而受到不利的影响。1947 年8月，债务达一千四百八十亿朝鲜圆。
（二）北朝鲜
根据可得到的资料来看，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进入朝鲜的红军可能负有尽快恢复经济的指示。苏联并不等待南北两个地区统一，或联合委员会的会议有结果时，再确定政策。苏联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在占领的最初几个月内就进入了北朝鲜。他们取代了日本人，作为指导人员，在采矿、铁路运输、制造业和工程方面训练朝鲜人。重要的工业大都由苏联军队管理和操作。另一方面，有两个特殊的因素妨碍着北朝鲜经济的复兴。首先，日本人对工业设备的破坏，在北朝鲜比在南朝鲜更为广泛。这是用武力占领土地的一种必然后果。让炼铁炉熄了火，使矿山遭到水淹，并毁坏了工厂设备。
其次，在北朝鲜缺少恢复工业和实现新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然而，美国方面和共产党方面的报告所提供的材料一致表明，北朝鲜在最初两年内工业恢复的情况是引人注目的。当波利赔偿工作团在1946 年6月访问北朝鲜时，它注意到大量的经济活动。波利和他的同事们访问了平壤、水丰和元山工业区，视察了约百分之六十的重工业工厂。他们发现有些工厂依靠俄国和日本技术人员的帮助在开工，有些工厂则停工了。但是，波利得出结论说，和俄国在满洲的做法相反，苏联当局并没有把工厂设备搬走，而是在试图恢复工业和复兴经济。因此，当苏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将军说“苏联高级官员制定的方针是不要搬走机器”时，他可能是讲出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因此，北朝鲜的消息报道，能在工业复兴方面提供令人鼓舞的情况。1947年1 月，金日成报告说，有八百二十二家工厂在开工，包括三家钢铁厂和五个矿区。在这以前六个月，波利就看到过一家炼油厂在开工。根据《人民委员会报告》，在1947 年，主要的重点是放在增加煤炭生产和改善交通运输方面。1947 年的预定目标，要求有下列的增长：煤一倍，贵重金属两倍，化肥、硫酸和碳化物各为一倍。商品由合作社经营，同时要发展纺纱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在苏联占领的初期，北部的财政金融情况同样也是一片混乱。由于过去主要的银行机构都集中在汉城，北部的银行业务不能适应其工业的发展。日本人在投降时抽走了大量款项，只留下极少的现金可供支取。人民委员会占夺了一些银行，但这些银行都被苏联占领军关闭了。一所“苏联战地银行”发行了军用券，作为合法货币来使用。1946 年2 月15 日，成立了一所“北朝鲜中央银行”，由苏联红军管理。这家银行的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阻碍，一方面是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喜欢使用“农民银行”做它的代理银行。可是，到1947 年年中，中央银行重新建立，作为办理银行业务的主要机构。它发放的贷款达九亿朝鲜圆。到同年年底，中央银行已在发行新的纸币以代替朝鲜银行的纸币，朝鲜银行的纸币以后在北朝鲜不能再使用了。不过，总的说来，苏联司令部看来能够做到控制货币流通总量，不使增加，因此成功地制止了一般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在另一方面，对货币市场的限制也妨碍了工业的新发展，因为工业的扩大是需要资本的。
第七节 社会发展
（一）工会
及早探讨一下政治局势发展的情况，可使我们明白，在美占区的劳工运动，既是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运动，同样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在日本人统治下，朝鲜的劳工几乎没有可能自由地组织起来，或以集体的形式在平等地位上同雇主进行谈判。一旦国土重光，劳工就会立即要求经济上的自由，但又并不意识到随着经济上的自由而来的种种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在南朝鲜，由于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派别——右翼的“朝鲜工会联合会”和左翼的“全朝鲜劳动会议”——而形势变得更为混乱了。两个组织都是新成立的，缺乏经验，不稳定，又易于激动。两个组织都被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
朝鲜工会联合会最后成为南朝鲜临时政府的一个半官方组织。全朝鲜劳动会议被共产党煽动分子所利用，它为了政治原因而号召罢工，并经常反对美国军政府的方针政策。因此，到1947 年底时，该组织已被部分地禁止了。此外，警察方面和诸如李范爽领导的“朝鲜国家青年”等极端主义组织对罢工工人采取了非法的恐怖行动，这些行动扩大了右翼和左翼劳工之间的分裂。军政府采取了正式的步骤，设立了调解委员会和劳工部（1946 年7 月），并制定法律禁止使用童工，但这些都无助于促进劳工运动的健康发展。工人们要么参加半官方的右翼工会，要么参加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别无其他选择。
在北朝鲜，所有的工会组织都在1946 年2 月合并为“北朝鲜劳动组合”， 总部设在平壤。6 月，北朝鲜劳动组合提出了基本的劳工法律，得到其会员和各道人民委员会的赞同。这些新的条例作为“第二十五号法令”颁布；新条例规定了八小时工作日制，规定了每天的粮食定额和标准的工资级别，又规定了假日，并禁止使用重工。7 月，正式给予妇女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样，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改善，但在实际上，却受到独裁主义的控制，这种控制否定个人真正的、基本的人身自由。
（二）教育
正如在朝鲜生活的每一个其他重要领域中一样，南朝鲜和北朝鲜在教育领域中也推行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在甫朝鲜，着重个人的创造性、思想自由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在北朝鲜，则着重组织化、顺从和一致接受共产主义的说教。在南朝鲜，为了取得教育民主，学校尽快地开了学，并将学校置于由朝鲜人担任的教育总长的监督之下。用朝鲜语来代替为人们所憎恨的日本语，并且尽快地编写和印刷了新的课本。虽然由于缺少白报纸和没有一个标准的拼写体系，课本的出版推迟了，但到1946 年8 月已印发了三百万册。这个数字在两年内就上升到一千五百万册。还出版了一本字典，为怎样以拼音文字书写表意文字定出了规范，汉语的古典作品也用这种拼音文字重新印刷了。虽然学校房屋和设备都很少，但到1947 年4 月，有将近二百五十万学生上学。还有，全国教育计划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教育计划，该计划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设想了普遍的义务教育。这些成就是在开始时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朝鲜人和占领当局都迫切希望按照民主的路线在南朝鲜建立起一个教育体制。在汉城国立大学成立的第一年内，教授旷职，学生罢课，大学教育发生了困难，但这种困难和中、小学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要不是由于朝鲜战争打断了这一计划的实施，那末到1952 年时，学校的设施将能使南朝鲜实现普及教育了。
在北朝鲜，共产党在第一年就实行了他们的教育计划。学校开学了，建造了剧院，出版了四十种报纸，有六家广播电台播音。这一切宣传工具都鼓励朝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对过去和当前发生的事件都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作了统一的解释。北朝鲜人被邀去苏联，作有人引导的旅行，苏联历史被列入北朝鲜教育的课程表中。用小说、报纸和广播来宣传革命思想。虽然北朝鲜的教育体制是由朝鲜人掌管的，但在教育过程中不允许对共产党的说法或观点有任何变动。
（三）公共卫生和福利
如果不提一下在公共卫生领域内所做的杰出的工作，那末对占领南朝鲜后产生的结果所作的任何论述都是不完全的。在1946 年仲夏，军政府发现它面临着霍乱病广泛流行的问题。老百姓在当地得不到防止霍乱的血清，但是这种流行病还是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到3 月24 日为止，报告的病例共有一万零六百四十八起，死亡人数共六千八百九十四人。这种流行病最后在11 月份被遏止，这时，病例已达一万五千六百十五起，死亡人数达到一万零一百九十一人。由于为下一年制订了详细的控制计划，避免了流行病的再度发生。先是主要港口城市的居民，随后是其他大城市的居民，最后是内地的居民，都接种了预防疫苗。这样，朝鲜的公共卫生官员直接学会了如何控制一种危险的疾病和防止流行病。
第八节 美苏谈判的破裂
联合委员会由于在朝鲜人的言论自由权问题上意见分歧，在1946年5 月体会；休会以后，在美苏司令官之间偶尔有些信件来往。霍奇和契斯季亚科夫都提出过各种建议，作为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基础。苏联司令官在1946 年11 月26 日提出了下列建议：1。 委员会必须与那些完全拥护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的民主党派和组织进行磋商。2。 这些党派和组织的代表，如果曾积极地表示过反对莫斯科决议，那就不得被提名参加磋商。3。
这些党派和组织不得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反对莫斯科决议，也不得唆使他人反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将决定哪些党派和组织不得参加磋商。
霍奇在1946 年12 月24 日的回信中，提出如下的修改意见：1。 凡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过字，保证拥护莫斯科决议并保证与委员会协作以实现该决议的党派和组织，都有资格参加磋商。2。 朝鲜的党派和组织可以推选其自己的代表，但是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可以要求调换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执行莫斯科决议的代表。3。 任何个人或组织，一经签署第五号公报的宣言，就不得激起或煽动他人反对联合委员会，反对四大国，或反对莫斯科决议，否则将被排除，不得参加磋商。
正如上文已提到过，这一行动只是进一步激起了南部的反对托管制度的活动，这一活动在临时议院通过关于反对托管制度的决议时达到了高潮。②后来，霍奇向朝鲜人民详细地解释了莫斯科协定的目的以及联合委员会和美国所要达到的目标。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希望纠正朝鲜人的错误观念——
他们错误地认为联合委员会的目的是修改莫斯科协定，而不是贯彻这个协定。当美国人解释说四大国共同托管可能是使朝鲜不经过内故而统一起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时，朝鲜人对这个论点并不信服。除了共产党以外，南朝鲜所有的党派都狂热地反对托管制度，他们的一切政治思想都带着反对托管制度的色彩。同样明显的一点是，美国司令官和苏联司令官无法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
下一个试图解决朝鲜问题的步骤是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采取的。
1947 年4 月8 日，他向莫洛托夫建议，美苏两国应“在尊重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同意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莫洛托夫在4 月19 日作了答复。他借此机会为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与哪一些党派和组织磋商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辩护，同时赞扬了苏占区的“广泛的民主改革”。他建议在5 月20 日召开联合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他进一步提出主张说，会议应在“确切地贯彻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举行。当马歇尔要求他从自由发表意见和言论的权利的角度来进一步澄清他这句话的含义时，莫洛托夫同意在霍奇12 月24 日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议和修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
因此，由于苏联外交部长的这些保证，联合委员会的第二轮会议在汉城着手准备。会议在5 月21 日（朝鲜时间）开始；两星期内，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采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6 月12 日的第十一号公报中发表。②这份公报发表了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在5 月7 日和13 日的往来信件，作为联合委员会在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即与朝鲜人磋商的问题）时的新的职权范围。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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