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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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区。此外，原来苏联政府建议的英国占领区，其界线是不顾德国的邦界和奥地利的州界而自定的专区界限，把施蒂里亚州和上奥地利州一分为二；英国人建议不采取这样的划法，而是以1937　年12　月31　日奥地利的国界为基础，按德国在奥地利境内的分区界线来划定不同的占领区。他们认为，这种划法有可能利用现存的州级行政机构，便于管制。根据这点，英国建议把整个下奥地利分给苏联，包括布尔根兰的北半部；把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分给美国；英国则分到卡林西亚、施蒂里兀布尔根兰的下半部和东蒂罗尔。至于维也纳的划分，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建议占领国应沿袭纳粹所划的维也纳区，而不是仅限于苏联建议的维也纳城区。英国人把这个大维也纳的西南部划给自己，西北部划给美国；东北部划给苏联。内城则由四国共同占领，由各方司令官任命的四个指挥官组成的盟国间管理权力机构来作出安排。这四个指挥官还负责“大维也纳”区的联合行政管理。一俟军事情况允许，不迟于德自签署军事投降条约或停止首组织的反抗之日，全部协议应立即付诸实施。就建议中的各国占领区来说，苏联代表在接受时提出两个重要保留条件。他希望在苏联占领区内，第一要包括上奥地利中位于多瑙河北部的那一部分，第二要包括布尔根兰州的施蒂里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1938　年10　月1　日纳粹法令颁布后才划出去的。他还维持原来的“小”维也纳的建议，就是说要恢复1937　年12月31　日的维也纳边界线。苏联代表提出的两点界线更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可以让苏联控制住奥地利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整个边界，还控制住奥地利境内整个多290　瑙河北岸。然而这两点要求都被承认了。据埃里克森说，对于第一点要求是美国让步的，尽管怀南特加以反对，止步的原因是这一要求“没有重大的军事考虑”。对于第二点要求是英国让步的，旨在希望苏联代表不会继续反对英国关于划定维也纳界线的建议。
　　实际上，苏联提出的修正只是对英国草案建议的划分各国占领区有所修改，此外并无实质性的变动。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关于维也纳本身的安排。
　　事实上，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把整个文件的签署一直拖到7　月份。这里也应该提一提，虽然法国占领区的范围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政府一级一时还没有批准。2　月份，丘吉尔在雅尔塔力争让法国完全参加对德和对奥的管制，斯大林勉强予以同意。但是直到5　月份英美两国之间解决了德国的法占厦的细节之后，美国方始同意英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提出的有关奥地利法占区的建议。与此同时，民事工作计划也以加速的步伐进展。魁北克会议决定对奥地利的处理要与德国区别开来以后，英国的奥地利计划组——当时在副专员（民事）w·H·B　·麦克（后来是亨利·麦克爵士）指导下——便从德国计划组中分了出来，同时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人员也经充实，与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密切合作。经盟军司令部见历山大无帅同意，T·J·W　·温特顿（后来是爵士）准将被任命为副专员（军事），负责协调把管制委员会的英方人员于1945　年春季送到意大利与美方的人员会合。美方人员当时已经集结，并于不久前已经进入意大利。法方当时还只在组织过程中。
　　第三节　奥地利抵抗运动的影响
　　如前所述，莫斯科宣言曾提出警告说，在最后处理时，要考虑到奥地利自己对其解放所作的贡献。这一条291　款所根据的是对其他被占领国家，特别是对意大利所作的类似的政策声明。而写上这条显然抱有双重希望，一是促进反抗运动的兴起，二是便于使摆脱纳粹羁绊的独立政府能产生。虽然看上去这未必是苏联的战后政策，但可以相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兴起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反抗运动，会扭转局面，有利于战后阶段对奥地利作比较宽大的处理。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反抗运动从未象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那样对盟国政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从未存在过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诚然，有一批参加奥地利抵抗运动的人后来在重新组成的行政机构中担任了职务，但重要的情况是，战后第一个奥地利政府中的领导成员，除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外，并不是从流亡归来任职的，也不是来自游击司令部，而是在集中营中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伐后第一个当选为奥地利总理的和奥波德·费格尔本人，从1938　年到1945　年就在各种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零八个月。实际情况是，在奥地利开展抵抗运动比在任何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里要困难得多。自1938　年4　月2　日第一批囚犯一百六十五人被押送到达豪以后，在德国占领初期，盖世太保的控制就在于清除一切能够钡导任何形式反抗的奥地利人。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尽管口音与方言上有些区别，对密探的渗透和对管理细节方面的严格监督还是非常便利的。全国一切主要职务都为德国人所把持，警察有效地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奥军中尚存的部队被互相隔绝而且远离祖国。还有几个其他因素，虽然未能阻止反抗，但也至少牵制其兴起。
　　第一，纳粹确曾不遗余力地破坏奥地利的国家地位，甚至这个国家的名称都很快消失了，奥地利先是292　变成“东部边区”，后来仅称之为“大德国的多瑙河区和阿尔卑山区”。但奥地利的国家地位是凡尔赛和约确立的，而且无论如何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奥匈帝国的内部战争时期，奥地利人民的一般倾向，不是忠于他们国家的整体，而是忠于维也纳，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忠于社会主义运动或忠于其他局部性和地区性的利益。到1931　年5　月31　日，蒂罗尔、福拉尔贝格、施蒂里亚和萨尔茨堡等州的州议会都曾分别试图脱离新建立的共和国，伺德国结成联盟。第二，奥地利人在1934　年至1938　年间已习惯于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如果说那种政权比意大利或德国的独裁政权温和一些的话，它却仍然没有排除新闻检查和任意逮捕。第三，奥地利共和国在经济上一直是依靠国际联盟的一系列贷款来维持下去的。在以1931年5　月维也纳信贷储备银行倒闭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奥地利的失业和贫困长期持续，显然无可救药。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奥地利人的随和性格使他们不幸地倾向于无所作为，耸肩忍辱，而不愿以卵击石。他们知道西方是袖手旁观（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西方在1938　年“优柔寡断”，抛弃了奥地利），他们意识到德国的力量是庄倒一切的，而罗马天主教会一开始就对纳粹统治默然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一种无依无靠和自暴自弃的普遍感觉。
　　一些具有几百年民族意识的国家，遭到德国的入侵与占领，其繁荣与财富，在一个世代内再一次被摧毁，那么奥地利国内的反抗运动，在规模上不如这些国家，从所有上述情况来看，本是不足为怪的。而比较令人惊奇的倒是奥地利的反抗最后竟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因为到1955　年将这段经历的材料充分搜集起来后加以描绘，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人反对纳粹主义的范围之广，超过大战结束时的一般推测，秽及的地区比实战期间西方阵线所知道的还要广泛。
　　尽管奥地利纳粹分子对1938　年的德奥合并无疑地表示欢迎，其他许多人也表示消极接受，但当时维也纳最可靠的消息认为，如果许士尼格能够贯彻他原先的意图293　在1938　年5　月13　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至少可望得到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对此的最好证据也许是希特勒要用压倒一切的兵力来实行吞并。要不是许士尼格在最后一分钟宣告“德国人的血不可流”，继而命令部队不得抵抗，奥地利军队虽然众寡悬殊、孤立无援，但也可能会对德国入侵作出某种程度的负隅反抗。实际情况是，最初的反纳粹运动似乎来自罗马大主教徒，从1934　年起，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党尚不存在，他们是唯一能够起而反抗的人。到1938　年10　月，红衣主教因尼茨尔悔恨自己一开始就投降，于是引火烧身，敢于冒犯占领国，在10　月10　日写给教区教友一封公开信，阐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有责任按其信仰抚育子女。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为红衣主教的这种强硬态度所激励，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各不相属的反抗组织。与此同时，在军队里，在君主主义者中，在共产党小组中也成立了其他反抗组织。共产党小组事实上从1934　年起一直是在活动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地利部队就发生兵变，但都未成功。
　　初期的领导人刚被逮捕，别人就立即挺身而出，来接替他们。
　　然而，盖世太保的残忍使人们小心翼翼。反抗运动在长时期内只限于这一类的斗争，如在工业生产上采取“消极怠工”，用窃窃私语进行宣传，由医生提供虚假诊断书等。到1942　年第一批消息开始传到国外，说前线的奥地利士兵纷纷逃跑，奥地利的工厂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包括炸毁多瑙河上科尔诺伊堡港的种种破坏活动等等。1943　年3　月，奥地利青年联盟主席彼得·冯·阿尔贝特在伦敦宣称，许多机密报告证实了奥地利“全民的反德态度”，他还谈到“纳粹冲锋队与奥地利工人经常在街头殴斗”。
　　1943　年下半年，盟军在意大利和斯大林格勒获胜的消息鼓励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最后当莫斯科宣言中关于奥地利部分的内容公之于众的时候，它无疑地激起了奥地利人对他们国家战后将会受到公平待遇的新希望。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有关奥地利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抗纳粹的消息开始纷至沓来。大部分由逃亡士兵组成的一支奥地利游击队，在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294　徒在内的反抗组织的松散联盟即奥地利自由阵线领导之下，以福拉尔贝格的儿个地区为中心开展活动。这些游击队的某些部分，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赶出基地之后，经由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到达斯洛文尼亚，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于1944　年11　月在斯洛文尼亚组成一个奥地利营，由南斯拉夫指挥，士兵和军官都是奥地利人。其他反抗组织在布尔根兰、施蒂里亚和蒂罗尔的不同地区也开展战斗，其人员的来源相同而政治目标则各异。作为1944　年7　月20　日秘密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反抗运动和奥地利的掩护行动建立了联系。在奥地利两个军区的东部，逮捕二十名纳粹党要人的计划执行得很成功。据说，如果不是德国秘密计划遭到失败，奥地利的计划就会完全彻底地执行。实际上盖世太保随即采取行动，逮捕了一万多名奥地利人，维也纳的纳粹法庭每月判处死刑的人数多至四百名，然而这种镇压的凶焰并没有遏止住奥地利的反抗活动。1944　年12　月，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即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　）。它负责指导许多地区特别是维也纳区的反抗运动。各种地方组织加入了这个委员会。特别在蒂罗尔，由后来的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领导的地方委员会，在美军到达以前夺取了因斯布鲁克的政权，其后成为当地的州政府。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　）的军用纹章O5　（以5　代e　，因为e　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成为整个奥地利皮抗的象征。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七人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两名，天主教徒荫名，共产党人一名，自由党党员一名，无党派一名。以后伦纳政府的核心就是由这个委员会中的某些人组成的。
　　1945　年初期，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首次与外界取得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瑞士的奥地利组织“瑞士联络处”建立的。2　月份，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去巴黎，设法与盟军取得了联系，把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告诉盟军，并要求支持。3　月份，一个年轻的反抗工作者弗里茨·莫尔登访问驻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要求盟军不要轰炸奥地利的非牟事目标。莫尔登获得了一个特殊身分，担任了驻意大利美军的联络官。
　　与此同时，奥地利自由阵线于3　月11　日发出一份备忘录，说明它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建议允许奥地利招募一个兵团，参加联合国家一边作战。这个建议显然因提得太迟而未能实现。总之，备忘录是在4　月底才送到伦敦的。
　　然而，所有这些活动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活动相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国为在那些国家，有了盟国人力物力的渗透，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组织性和作战实力的部队，相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