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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评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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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也不可能真正理会八纲辨证的精义。例如实证，《内经》指出：“实者
泻之”，“实则泻其子”。同样是实，同样要泻，都必须严加分析，才能投
之以适当的药物。李时珍深明其理。
徐之才曾创立“十剂”之说。将众多的药方按对证的需要及性质，分为
十类，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李时珍称它为“药之
大体”，对之十分重视，载之于《本草纲目》卷端。“十剂”是对众药的全
面综合。但每一剂又需作深入分析，才能运用自如。对十剂之中的轻剂，李
时珍分析道：
轻可去闭。有表闭、有里闭。表闭者，风寒伤营，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外出，而为
发热、恶毒、头痛、脊强诸病，宜轻扬之剂发其汗，
而表自解矣。里闭者，火热郁抑，津液不行，皮肤干闭，而为肌热、烦热、头痛、目肿、昏瞀、
疮疡诸病，宜轻扬之剂以解其肌，而火自散也。
——《十剂·轻剂》校点本第一册，第62 页
同样，用轻扬之剂以治闭证，但有区别。属于表闭之证，宜用利于发汗的轻
利之剂；属于里闭之证，宜用利于解肌的轻扬之剂，不可一概而论。利用轻
剂时如此，利用重剂何独不然？李时珍指出重剂的使用，应分析四种情况，
区别对待。在《十剂·重剂》中写道：
重剂凡四：有惊则气乱，而魂气飞扬，如丧神守者；有怒则气逆，而肝火激烈，病狂善怒者，
并铁粉、雄黄之类以平其肝。有神不守舍，而多惊健忘，迷惑不宁者，宜朱砂、紫石英之类以镇其心。
有恐则气下，精志失守而畏，如人将捕者，宜慈石、沉香之类以安其肾。
——校点本第一册，第62 页
同样是利用重剂以镇惊恐，或用以平其肝，或用以镇其心，或用以安其肾，
所用方药大不一样。贵在平时多作分析，知其机要，急时才不致误投药饵，
有损医治。
李时珍分析了用宣剂治郁塞之病的诸种情况。肯定郁塞之病，是由于“传
化失常”造成的，或者由于”郁久生病”。或者由于“病久生郁”，都宜以药
物“宣布敷散”。但郁证有气郁、火郁、食郁、痰郁、湿郁之别，每种郁证
还有轻微和严重之分，都应细加分析，然后才可对证施治。他用具体分析的
方法，剖析了六种郁证不同病情时所宜使用的宣剂，指出：
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补中益气以运之。
火郁，微则山卮、青黛以散之；甚则升阳解肌以发之。
湿郁，微则苍术、白芷之属以燥之；甚则风药以胜之。
痰郁，微则南星、桔皮之属以化之；甚则瓜蒂、藜芦之属以涌之。
血郁，微则桃仁、红花以行之；甚则或吐或利以逐之。
食郁，则山楂、神曲以消之：甚则上涌下利以去之。
——《十剂·宣剂》校点本第一册，第61 页
均是宣剂，或用以运气，或用以散火，或用以燥湿，或用以化痰，或用以行
血，或用以消食，都需作具体分析，不可见郁证即乱投宣剂。
分析方法好似一把思维中的解剖刀。利用它可以把研究对象，分爪切片
似地剖成若干细部，便于逐一加以研究。科学分析，就是哲学上的矛盾分析。
事物总有差别，差别就是矛盾。对药物的各种差异，病证的各种差异，加以
具体分析，也就是分析矛盾，找出不同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
（二）注重综合，以明指归
李时珍注重分析方法，也注重综合方法。《本草纲目》是分析和综合辩
证统一的产物，其中有些篇章是专门引导人们注重综合问题的。李时珍创立
的“三界十六部”的分类法。是综合1800 多种药物而形成的；他所发展的“百
病主治药”的分类法，也是综合了100 多种病证所用的数以千计的药物而形
成的。这些都是他善于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有力证明。
他特别善于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竭力推广、发展各种用药凡例或用药法
式。《本草纲目》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标名《序例》，集中介绍、注释了许
多著名医药学家的综合研究的成果。例如《十剂）、《四时用药例》、《脏
腑虚实标本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
等。李时珍之所以集中介绍和注释这些著名医家的成果，并特意将这些内容
列在《本草纲目》的最前面，作为自己的科学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用心
不外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前人科学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医药思想水平，作重修本草
的理论准备，以便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对每味药物进行分析研究时，
从总的理论原则上有所依循，而不致陷于烦琐。
第二，以医药界的前贤为榜样，勉励自己，并昭示后学者。在对每味药
物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不可只沉湎于细则，尤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不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堕烟海而迷失指归。善于综合归纳，才能掌握一般
原则或规律。
总之，李时珍的这一思想明显地告诉人们，要注重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
合，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李时珍对《神农本经名例》的注释，充分显示了他对分析与综合的灵活
运用。《本经名例）总结了汉代以前千百年医药实践经验，语言过于简练，
后人不易理解。李时珍广征博引，逐条加以阐释，其中凝结着他自己长期医
药实践的经验。用自己的经验去充实发展了古典文献。
《本经》中有一段话，讲药物之间的关系，说药有”七情”。写道：“有
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合和视之。”李时珍对于古人从大量事实中综合概括出来的“七
情”原理，作了精湛的注释。他说：独行者，单方使用，无须辅助；相须者，
同类之药，不可相离；相使者，彼可为我之佐使；相恶者，有彼则夺我之能；
相畏者，我受彼制伏；相反者，两者不可相合；相杀者，以此制彼之毒。但
他进一步指出：“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
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
识语尔”。（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从科学方法上来衡量，这一段注释使
用了三重综合法。从千百种药物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出“七情”，是第一步
的综合；从”七情”中概括出帝道、王道、霸道三大原则，是第二层综合；
无论对于帝道、王道、霸道，都要求“有经有权”，灵活运用，这是从哲学
原理上作出总结，属于更高的综合。
李时珍对徐之才创立的“十剂”说，作了详细的注释。在注释中，有分
析、有综合，尽量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使注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他对“补
剂”的注释，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
经云：不足者补之。又云：虚则补其母。生姜之辛补肝，炒盐之咸补心，甘草之甘补脾，五味
子之酸补肝，黄檗之苦补肾。又如获神之补心气，生地黄之补心血；人参之补脾气，白芍药之补脾血；
黄芪之补肺气，阿胶之补肺血；杜仲之补肾气，熟地黄之补肾血；芎劳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
血之类， 皆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为补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61 页
引证经典论述，重申“虚则补其母”的原则，这是对施治方法的高度综合概
括。指明不同脏腑之病，须用不同药物补之：血虚与气虚不同，补药尤有区
别，这是进行了具体分析，使“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得以具体贯彻。最后指
出，只要药能对证，那怕是生姜、炒盐、五味子，都是补药，不只人参、羊
肉是补品。这是从药随病使的原则对补剂作了高度概括，在分析的基础上得
出了综合性结论。批判了多食人参、羊肉为补的世俗之见，令人信服。
李时珍特别阐发了《黄帝内经》关于顺天时用药的原理，标名为《四时
用药例》。他首先指出：”顺春升之气，宜用薄荷、荆芥之类辛温之药；顺
夏浮之气，宜用香薷、生姜之类辛热之药；顺秋降之气，宜用芍药、乌梅之
类酸温之药；顾冬沉之气，宜用黄芩、知母之类苦寒之药。”其所以如此，
这是“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同时指出：《内经》讲过春季省酸增甘以
养脾气，夏季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季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季省咸增苦以
养心气。为何又同上述原理有些差别？这是“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
以体天地之大德也”。经过正反两方面分析，指明顺天时用药所应注意的两
个方面。既要顺时养和，又要防其太过，把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
用。就是李时珍利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而获得的“四时用药例”的精神实质。
四时用药例，分析时令的变化，药物的功效，药物的配伍，以及人体脏腑机
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将各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得出一般的结论，然
后归纳为总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李时珍辩证地利用分析综合方法所取得
的科学成就。
四、批判继承
《本草纲目》将上下数千年积累的医学、药学成果冶于一炉，正可谓吞
吐百家，推陈出新。在研究过程中，李时珍熟练地运用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方
法。为修订本草，他参考了历代本草著作41 种，医家著作277 家，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如蜜蜂之采百花以酿蜜。每个问题的分析，总是从前人已有的研
究成果出发，经过周密思考，反复验证，或淘汰陈说，或加以修正，或自出
心裁。既重视批判继承，又着眼于新的创造。
本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内容的不断更新。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医药卫生条件不断改善，药物数量在不断增加，
人们对药物的认识也日益精细。最初的《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只365 味，
简单地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味药物下所作的说明多则几十字，少则几字。
梁陶弘景撰《名医别录》新增汉魏以来医家所用药物365 味，本草总数翻了
一番。唐代苏恭等以《别录》为蓝本增订为《唐本草）。又增药114 种，分为
十一部。宋代唐慎微将《唐本草》以后数种本草著作综合而编成《证类本草》，
所收药物已达1000 多味了。李时珍以《证类本草》为底本，增加了新药374
种，总计药1892 味（实为1897 味）。对每味药物产地、形态、修治、气味、
主治、附方的认识日益精细，充分表明药物学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更新、充实、
发展。李时珍对医药学文化遗产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和方法，对本草学、医
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推陈出新，发展本草学
在研究每一味药物时，李时珍总是首先参考诸家本草，掌握先行资料，
考校诸家异同，然后用自己观察、试验取得的新资料，加以参证。他原原本
本地保留了诸家本草的原始资料，不埋没前人研究的成绩和独到贡献；但决
不满足于罗列前人陈说，总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以新的内容。对前人
的见解，正确的加以汲取，不全面的加以补充，错误的加以纠正。《本草纲
目》的“集解”一栏，多陈述前人主张：“发明”一栏，多标示自己独到之
见；”正误”一栏，多纠正前人谬误之说，同时断以己见。《本草纲目》全
书字里行间渗透着李时珍在批判继承中发展本草学的严谨学风和独创精神。
对于每一味药物的气味，李时珍是十分留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药物的主
治功效，关系到药物经不同配伍而产生的新功效。例如枸杞一药，从形态到
气味有四家不同记述。《本经》只标枸杞之名，未指明是用枸杞之根、茎，
还是叶、子，部位不明。《名医别录》略加区别，指明根大寒，子微寒，似
乎枸杞是指根。《药性论》说，枸杞甘、平，子、叶皆同，似乎枸杞是指苗。
至《本草衍义》，则明言枸杞是梗皮。李时珍根据以上不同记载，认真分析
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写道：
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
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
——《枸杞·气味》校点本第三册，第2112 页
《本草纲目》全书，大都采用这种格式，先述诸家异同，然后作出自己的判
断。“发前人未到之处”，是李时珍为自己提出的科学要求，即不袭前人巢
穴，而推陈出新。
关于茜草的药用功能，《名医别录》和日华子的见解恰好相反，一言益
精气，一言泄精。李时珍详加分析，指出：“茜草，赤色而气温，味微酸而
带寒。赤色人营，气温行滞；味酸入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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