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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评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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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他提倡进行“河车功”锻炼，有意识地促成元气在人体内部的正
常运行，以辅助生理机制的正常活动，维持生理机能的相互统一与平衡。
“河车功”吸取了道家“内丹术”的合理内容，其基本精神在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李时珍用中医经络学说解释“河车功”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他在
《奇经八脉考》的“督脉”条下，详细地介绍了道家“河车”功法的妙旨。
论述“河车功”具有“通行任督”二脉的重要作用。督脉为“阳脉之总督”，
任脉为“阴脉之主任”。督脉沿着背脊循行，主持一身的阳气；往脉沿着腹
部正中由下而上行，主持一身的阴血。所以李时珍特别看重任督二脉的畅通。
他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乃丹家阳火阴符升降之道，坎水离火交
媾之乡。”道家提倡的“河车功”，是促成任督相通的具体手段。根据某些
学者的阐发，炼功时内气由尾闾穴上升，径夹脊穴、玉枕穴至泥丸宫，然后
下降鹊桥、重楼、离宫，纳入丹田。在人体内，这是元气循环的，一条重要
途径，所以李时珍称之为“人身之子午”。保持这一条阴阳升降、水火交媾
的渠道畅通，就能使全身气血运行，促进健身延寿。李时珍用俞琰注释《周
易参同契》的话，说明这一重要原理。“人身血气，往来循环，昼夜不停。
医书有任督二脉，人能通此二脉，则百脉皆通。”
李时珍坚持气一元论，用以解释宇宙万物的统一，解释人与自然的统一，
解释人体内部生理机能的统一及一切生理和病理。他用气一元论观点，论述
了物质统一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坚持用自然物本身来说明一切客观的
运动变化，而不假于超自然的造物主。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物质统一
性，坚持了从客观事物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
当然，李时珍所坚持的气一元论，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用“形气转
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具体地说明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及其结构，
也不能清楚地揭示生命活动中新陈代谢的具体方式。这样就不能不为唯心主
义留下一些地盘。他的思想中，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唯心主义思想杂质。
二、万有变化不离阴阳
阴阳学说，起初是我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早在3000 多年
前，人们就运用这种思想来解释宇宙万物中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和两种性
质，同神学思想进行斗争。《黄帝内经》借助这种哲学思想总结医疗实践经
验，解释人同自然界的关系，阐述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医理、药理的不同特
征。故阴阳学说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李时珍全面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中国医学
理论。他在阐述自然变化、人体生理机能消长、疾病治疗原则、药物配伍原
则及药性理论时，全面地运用了阴阳学说，从阴阳互根观点出发，分析阴阳
消长、转化的原理，探寻达到阴阳调摄的途径。
李时珍运用阴阳学说，分析元气的盛衰，人体生理机制的消长，和以阳
制阴，以阴制阳，以达阴平阳秘的治疗准则，从而发展了祖国医学。他运用
阴阳学说，分析各种药物气味的不同特性，以及调和阴阳的药物配伍准则，
发展了药物学。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唯心主义思想家，利用阴阳学说宣扬神秘
主义。李时珍揭开神秘主义思想，恢复阴阳学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本来面目，
使人人都能理会它，接受它，运用它。李时珍认为阴阳学说不失为祖国医药
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工具。3000 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古代哲学思想，李时珍在
研究中运用自如。
（一）阴平阳秘的施治原则
《黄帝内经》早已肯定“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
又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
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体之所以发生
疾病，乃由于内部生理机能的阴阳双方失去平衡。辨证的关键在于“察色按
脉，先别阴阳。”（同上）施治的原则就是促成阴阳转化，回复到“阴平阳
秘”的常人状态。李时珍对这些基本原理融会贯通，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
根据人同自然统一的原理，李时珍肯定一日之内人体元气的阴阳盛衰，
同昼夜之间阴阳消长息息相通。《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昼夜之间阴阳
消长分四个阶段，“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
阴，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阳，
阴中之阳也。敌人亦应之。”（《金匮真言论》）李时珍根据这一“天人相
应”的原理，解释某些疾病发生的规律性。例如强项筋急，许叔微指出，“有
人患此，自午后发，黄昏时定。”为什么此疾多发于午后至黄昏？李时珍解
释说：
予谓此必先从足起。足少阴之经自足至顶。筋
者肝之合。今日中至黄昏，阳中之阴也，肺也。自离至兑，阴旺阳弱之时，故《灵宝毕法》
云：离至乾， 肾气绝而肝气弱。肝肾二脏受邪，故发于此时。
——《木瓜·附方》校点本第三册，第1770 页
这是说，筋者肝之合，肝气弱，易生强项筋急之症。午后至黄昏，乃阴
旺阳弱之时，故此病多发于此时。把人体内部阴阳盛衰同自然界一日之内的
阴阳消长的相应关系，阐释得十分清楚。
既然人体阴阳盛衰与自然界阴阳变化如此密切，在用药治病时，必须慎
重考虑病变、时令与用药三者之间的阴阳调摄关系。本于此，李时珍提出“逆
天时”用药的原则。春夏二季，阳气上升、旺盛，多得热病，宜用寒凉的药
品，泻热以全阳；秋冬二季，阴气上升、旺盛，多得寒病，宜用温热药物，
逐寒以存阴。
针对“夏月伏阴，冬月伏阳”（《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的特点，李时珍还提出“顺四时”用药的特殊情况。春夏之时，阳盛于
外而虚于内，秋冬之时，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所以春夏虽宜用寒凉之药以泻
热，却不妨投之以辛热之药以顺其升浮之气以养阳。秋冬季节，本宜用温热
之品以逐寒，却不妨投之以苦寒之药顺其沉降之气以养阴。前者针对“夏月
伏阴”，后者针对“冬月伏阳”。顺天时也好，逆天时也好，其根本目的在
求得人体机能的“阴平阳秘”。李时珍写道：
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
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
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香梅之类，以顺秋
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
——《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
“顺时气”，即顺应四季阴阳升降沉浮的节气变化；“养天和”，即适
应节气的变化而达到人体内部的阴阳调和，避免“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病态出现，使人体始终保持“阴阳匀平，以充
其形，九候若一”（《素问·调经论》）的“平人”状态。
李时珍认为，人到中年，往往容易发生阴阳失调，三焦不利。他说：“凡
人中年，精耗神衰。盖由心血少，火不下降；肾气惫，水不上升。致心肾隔绝，
营卫不和。上则多惊，中则寒痞，饮食不下；下则虚冷遗精。”这时加能服用
香附子和茯神制成的“交感丹”，就可益肝补肾，起到固精延年的妙用。因为
香附子“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能
促成阴生阳长，以养天和。（《莎草·香附子·发明·附方》校点本第二册，
第89O—891 页）他说，愚医不知调和阴阳之理，“徒知峻补下田，非惟不能
生水滋阴，而仅见衰悴”。（同上）
李时珍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实践经验一再申述治病必须贯彻阴阳调
和的原则。他说：“上焦主纳，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阴阳调和，
升降周流，则脏腑畅达。一长其道，二气淆乱，浊阴不降，清阳不升，故发
为霍乱呕吐之病。”（《生熟汤·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08 页）治疗的
原则是要“分其阴阳，使得其平”。（同上）
在阴阳偏胜引起病症之后，人们或者“补阳而生阴”，或者“补阴而制
阳”，须根据不同病症施用不同的药物。人参和沙参，同样是补品，也当因
人而异。“人参，甘苦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
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轻虚，专补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
金能受火克者宜之。一补阳而生阴，一补阴而制阳，不可不辨之也。”（《沙
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12 页）无论“补阳生阴”，还是“补阴制阳”，
最终目的在达到阴阳调合。阴阳调合，并不是否认矛盾，它是在承认矛盾、
正视矛盾的前提下，通过药物治疗手段，创造一定条件，促成矛盾的斗争和
转化而维持动态平衡。这同否认矛盾、否认矛盾转化的形而上学矛盾调和论
是不同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正常情况下，尽管已保持着“阴平阳秘”，也
并不是就不存在矛盾了，只是阴阳的对立斗争维持一定的均衡状态，阴阳的
偏胜，没有达到超出“平人”所能适应的限度。即使出现了暂时的阴阳偏胜，
人体生理机能的自我调节作用，可以使它不致于发展到危害生理机能协调的
局面。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阴阳互制的药物配伍原则
李时珍还将阴阳观念应用于分析药物的性味及药物的配伍原则。
任何药物都有升降浮沉之气和辛酸苦甘咸之味。按照中医理论，升与浮
属阳，降与沉属阴。四气属阳，五味属阴；气之厚者属阳，气之薄者属阳中
之阴；味之厚者属阴，味之薄者属阴中之阳。酸苦咸诸味，具有收敛、沉降
作用，故属阴；甘辛之味，具有发散、升浮作用，故属阳。
根据以上基本原理，李时珍对许多药物的阴阳属性作了具体论述。然后
他在处方原则上，有意识地利用药物性味的阴阳偏胜，去矫治疾病过程中的
阴阳失调。
药物配伍中必须贯彻阴阳调和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留下许多著名的典型分析，对后代学者大有启发作用。
他根据几种治痢的古方，细心剖析了其中阴阳配伍的奥妙，发人之所未
发。《黄连·发明》写道：古方治痢，香连丸用黄连加木香，姜连丸用黄连
加于姜，变通丸用黄连加茱萸，姜黄散用黄连加生姜。治下血，用黄连加大
蒜。“皆是一冷一热，一阴一阳，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
济，最得治方之妙。”（校点本第二册，第773 页）这说明痢同其他疾病一
样，是由阴阳失调引起的。诊治的基本准则，在于寒困热用，热因寒用，对
症施药，以调整其阴阳偏胜之弊。药物配伍须做到“阴阳相济”，才能免除
偏胜之害。
李时珍按“阴阳相济”思想，分析了豆蔻和知母一阴一阳两药同用以治
寒热的原理。指出：“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燥
热，开郁化食之力。”（《豆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66 页）“知母
之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金以泻火，乃二经气分药也。”
（《知母·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26 页）豆蔻“与知母同用，治瘴疟寒
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即豆寇）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
阳明独胜之火也。”（《豆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66 页）
服食药物，如能“阴阳相济”，固可疗疾得福；反之，若阴阳偏胜，则
必招祸。李时珍分析了许多因药性偏胜而造成危害的典型医案，以警世人不
可违背阴阳调摄的法则。
饮茶，这是人们通常的嗜好，从中医学看来，茶乃阴中之阴，脾胃虚弱
之人，饮之过量，将招来阴气偏胜，元阳受损的危害。《茶·发明》阐述这
一道理说：
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
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
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872 页
脾胃火盛之人，饮茶可泻火，对调摄阴阳有利，故“相宜”；脾胃虚弱者，
饮茶过久，会造成阴气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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