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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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风雨六载
　　作者：徐根宝
　　内容简介：
　　1994年11月，李铁映同志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当时中国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刚刚结束，我率领的申花队夺得了第三名。大概是这缘故，我被邀请参加网球中心剪彩仪式。
　　正文
　　第一章　乍暖还寒
　　回家，该回家了。坐在从大连到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这样默默地对自己说。低下头凝视着舷窗外，厚厚的云层在下面奔腾着翻滚而去，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天很蓝很蓝，但我的心却无法从云层里挣扎出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999年6月18日。
　　现在，我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当我把身体放在客厅的沙发里，听着舒缓的音乐，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六年来，我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了，再也不用为积分、名次、晋级而费心劳神了。也许，这种轻松是暂时的，是战役之间的空隙，是更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养生息。但无论怎么说，我现在浑身确实感到舒心的轻松。
　　但是，这六年太让人难忘了，场内场外的一切不亚于战争的激烈、残酷和跌宕起伏，这种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徘徊，岂是可以轻易挥手而去，说声再见的？每当我闭上眼晴，过去六年发生的一切，便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1。“你们要一步到位”
　　1994年11月，李铁映同志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当时中国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刚刚结束，我率领的申花队夺得了第三名。大概是这缘故，我被邀请参加网球中心剪彩仪式。参加剪彩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把我介绍给李铁映：“这就是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李铁映笑着说：“我们早就认识了，足球改革，就是从上次我们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吃饭时开始的，不是吗？”李铁映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1991年8月，当时我担任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为了欢迎中国足协为国奥队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李铁映同志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官员张吉龙和我一起作陷。饭后，李铁映在听完年维泅关于足球改革和我对国奥队工作的汇报后说：“老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你的步子还应该大一些。”而当时，年维泅已经开始构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后来王俊生主持足协工作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实际上那时年维泅已经在酝酿中了，包括主教练的竞选、体能测验等。年维泅的改革思路，仍没有能够超脱当时的大环境。但在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而这些只有李铁映最清楚，因为他是体改委主任。现在想来，他的思路确实在我们之前，而我们所想到的，都摆脱不了体工队的那一套。
　　记得1991年底，中国足协在大连召开的足球工作会议上，大连市体委主任盖增圣发言时说，我们讨论足球改革要考虑有过渡阶段。李铁映却指出：“你们要一步到位，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由于有了领导指示，中国足协开始酝酿走职业化道路这一大方针了。但对我们这些体育工作者来说，那时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那么透、那么深。李铁映对我说：“中国足球要搞职业化，目标主要是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你是国奥队主教练，吉隆坡出线的任务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对中国足球的推动将是巨大的。”他对我提出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决心非常赞赏。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丝毫闪失。
　　当时，伍绍祖主任也对国奥队非常重视，经常到队里来，我也常去他家里汇报工作，那时候中国足球改革的“宝”，好像押在了我们的肩上。我对伍主任分析了比赛的形势：6个队的单循环比赛，拿6分是绝对能够出线的，而我们肯定可以拿下3场。虽然我们提前一轮拿到了6分，但由于受到了“西亚兄弟”的“围攻”，却变成了最后一轮要面临与韩国队拼一个出线名额的局面。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赛后郝海东曾经说：“徐导，当时如果我的点球罚进了，就没有今天了。”这些都没有用了，足球没有如果。
　　想当年，我信心十足地带着国奥队奔赴吉隆坡，身肩着中国足球的希望，但是，我们失败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失败对后来的足球改革却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也算是我们的失败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唯一好处吧。“因祸得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迟一点时间。
　　听着李铁映同志的话，自己想了想，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足球这3年里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从一个专业队教练变成职业队教练，从国家队到了俱乐部球队，这一切好像真有点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2。紧急电话，要我马上到上海
　　那时，金永昌是上海市体委主任。他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3年底，我在中国足球队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国体育界，主要有两大任务：一，足球打人世界杯决赛圈；二，搞好第六届全运会。但是在伊尔比德中国足球又一次失败了。
　　打完世界杯外围赛第二阶段的小组赛后，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马克坚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说：“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打来两个电话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赶快给他回个电话。”
　　我马上就跟金主任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开口就问：“你最近有时间吗？
　　赶紧回一趟上海。“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吧。“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简单地说，”现在是龚学平副市长分管体育了，他很关心你。“他透给我一个信息：”上海这几年足球搞得没什么起色，你回来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两天后我便赶回了上海。
　　我这么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紧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02少儿足球俱乐部。
　　3。“02”，我的梦想
　　1993年初，我与老那去新加坡参加鱼尾狮杯足球赛，一次闲聊中他说起在德国，有名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在业余时间搞足球学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对当时的助理教练杨一民说，我也想搞个足球学校。他说好啊，现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学校，你得起个好听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觉得用自己的名字并不好，毕竟，自己不像李宁、郑敏之这些在运动场上闯出自己道路、作出过贡献的明星，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号召力。而我们搞足球的，到现在还没有冲出亚洲，尽管有点名气，但没有成绩，用名字命名不太妥当。后来想起1992年参加亚洲杯足球赛的时候，球场里到处是“2002”的横幅标语，那是日本争办世界杯的口号。2002，这是跨世纪的象征。对，就叫“02”。现在招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时，他们正值当打之年，能培养一些打世界杯的后备选手，不正是我的目标吗？
　　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环境后，认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了，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会回上海执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个思路对金主任说了，他特别地支持。我希望在静安区设点，因为我是从静安区出来的，静安区体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还把主管文教的静安区副区长请来与我一起商议。
　　而后我便把这些告诉了老那，并告诉他我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国家队的工作，同时还向王俊生汇报了，对我的设想，王俊生也非常赞同，但他说：“你继续当国家队教练，上海的事还是让别人去操办吧。”国家队在伊尔比德比赛时，我与王佼生再一次谈起02俱乐部时，向他提出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要这么提呢？
　　因与老那这一年工作是伍绍祖给的任务，只有学习、协助的权力，没有改变老那的权力。老那虽有许多长处值得我学习，但他的业务能力不见得比我高，长期跟着他也不会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说，你现在离开国家队去搞02惧乐部，以后要再进国家队可能就难了，这个你要考虑好。我心里很清楚，老那失败后我接国家队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尔比德我们为此事谈了三次。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开国家队，去搞02。搞02惧乐部，是我的第一步尝试。现在，02这帮小伙子都已经成长起来，在国内的年龄组足球赛上连续三年取得冠军，证明我当初走的这一步路是完全正确的。筹办02俱乐部期间，也是困难重重，反反复复。
　　1993年龚学平副市长就批示同意搞02的计划，可02俱乐部却拖至1995年才成立。是在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后，02的工作才有起色。记得当时曾有人向龚学平反映：“02”是个体户性质，不能这么搞，还是应该扶持“大中型企业”，如果人都调走了，我们少体校还搞什么？这是招生的问题。
　　还有资金的问题。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达斯公司赞助，他们表示赞助02服装和资金，冠名“阿迪达斯02”。龚学平副市长没有同意。他说国内有这么多企业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赞助？此前我也曾与郁知非商量过，02归申花管，资金由申花出，将来人给你。那时大家对后备力量不太重视，因此郁知非没有答应，他说：“你自己搞吧。”在这情况下，我只得自己拿出5万元让杨礼敏、任彬去全国招生。
　　我们定下的选拔条件：一是身体素质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风；三是技术意识。我们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运动员，必须是全面型的人才。过去有许多例子，小时候技术好的，由于身体原因，长大后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时候身体好，至少以后还能混混。
　　由于阿迪达斯无法赞助，国内的赞助一时也没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02实际上没有什么资金来源。但时间又不允许我们再等，所以杨、任两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车，佐的招待所，一切从简，至于吃那就更简单了。
　　他们就这样揣着个包出发了。在武汉、天津、郑州、青岛、河北等地召了十来个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与少体校达成了协议，毕竟我不是个体户，面是在为上海培养人才，最后从少体校也选了些人。当时的许多投入都是我个人拿出来的，包括空调等，而最后一分回报都没有得到。当年的02变成了现在的有线02，我的一切职务也都没有了。
　　02俱乐部队成立后一直在申花队边上训练，受的影响很多，进步也非常快，得过3次全国少年冠军。1995年与有线电视台合作，成为有线电视台、上海市足协和我三方共有的俱乐部。1999年更名为有线02足球队。这个俱乐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为上海作出的贡献吧。去年10月他们在重庆拿了个冠军，当时我带万达队正好也在重庆。本想拿1万元奖励他们，可一想，这点钱让他们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几百元。最后，决定请他们到假日酒店，与万达队住在一起，与我们生活一天，看我们赛前准备、比赛，我用这1万元钱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职业球队。我对他们说，虽然现在艰苦点，但你们主要是提高水平，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听说他们拿了冠军后上海有线台给了他们三四万元奖金，因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队员不高兴了，便去找任彬，认为这样分钱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后他们仍然不满意，不服气。任彬对此非常伤心。他召集大家开会，给他们讲道理，老头子还在会上流了眼泪。这下队员们都感到错了，向任彬承认错误。不久后我从大连回到上海，他们正好都在连队里军训，我赶到连队里为他们讲课。对他们说，当初任彬、杨札敏去各地招你们的时候，也只有这点钱。他们是住招待所、坐火车、吃最经济的饭。你们到了上海后，市领导对你们多么重视，每年让你们下连队，就是要你们从小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良好的作风，长大能够接中国足球的班。队员们听了很感动。相信经过这一次后，他们应该有所触动。
　　这群当年02少年队的球员，现在都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成为年轻队员了。当年我们给02俱乐部制订的目标是：2001年冲人甲B，2002年升人甲A。这些都是题外话。
　　4。怎么搞俱乐部队
　　急急赶回上海后，我先见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说：“根宝，上海足球现在搞得平平淡谈，王后军搞了十来年，也就这个样了，我们市体委的领导商量决定后要换王后军，让你来干，把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