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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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安德琳自然乐意帮这个忙，无奈她一病两个多月，八月中旬病愈后才赴美国，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信才交给杜鲁门。
　　这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信，首先介绍两人的身份，西尾寿造，六十七岁，一九○七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一九三三年累升至中将，翌年任关东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归任参谋本部次长，嗣后调任近卫师团长。一九三八年任陆军教育总监，一九三九年升为大将。是年秋至一九四一年初，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多田骏，六十六岁，一九一三年陆军大学毕业，一九三一年任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旋转任野战重炮兵第四旅团长。沈阳事变后任伪满洲国首任最高顾问。一九三五年继梅津美治郎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九三七年任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继杉山元为华北日军总司令，同时被升为大将。
　　两人的信接着说：“我们在侵华战争中，残酷地实行被中国人称为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都犯有严重罪行，经过近两年监狱生活的反省，深深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即使判处我们的死刑，也是罪有应得，毫无怨言。但是，我们一贯主张与美国保持真诚的亲善关系，一贯主张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
　　他们在信中列举的事实是：一九四○年二月，美国出于对日本妄图侵略东南亚地区的抵制，正式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失效，对日本采取“道义禁运”和“经济禁运”等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废铁、飞机、航空设备、军事器材等战略物资输给日本时，西尾给时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写信。他在信中说：“在日本的战略物资进口中，美国货源占三分之一强，现在，美国正式宣布《通商航海条约》失效，势必延长日华战争时间，对日本极为不利，希望政府接受我的意见，以真诚的态度，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放弃南进的军事计划，以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多田也给平沼写了信。他说：“日华战争中，尽管美国出于正义而支援中国，但仍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支援。美国十分强大，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日本只能与它结成好朋友，始终保持亲善关系，这不仅对日本的发展有利，也对维护亚洲和平有利。因此，我建议日本与美国进行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以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为代表，美国以国务卿赫尔为代表进行谈判，美国为了不失去在中国的利益，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市场，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兵时，西尾会见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建议政府接受美国的意见。他说：“日华战争进行三年多时间了，使日本在军事上、外交上和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只要美国说服中国承认满洲国独立，日军可以撤兵，请切勿失去良机。”多田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给近卫写信说：“美国视德国为首要敌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德国侵犯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所以，美国正在大力援助英国抵抗德国，并开始武装护航，随时都有同德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故日美谈判中，美国提出日本退出日德意同盟的要求。这一条，日本政府应该接受。德国与意大利在欧洲，日本在亚洲，远隔重洋，这种联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
　　西尾和多田的信接着说：“我们这些正确的主张，都记载在《首相府工作简报》上。由于我们坚持与美国亲善，都被受到歧视，不久就被编入预备役，出任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仍然矢志不移，而且为日本与美国的假谈判真备战而深感不安了。”
　　他们在信中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日本制订了《日本国国策纲要》，确定了进攻东南亚地区的总方针：一，不论世界形势如何转变，日本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不惜对美英一战；二，日本在谋求早日结束日华战争的同时，致力于迈出南进步伐，并根据形势的演变瞄准北方的敌人，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将出兵北进苏联。为此，西尾和多田冒着随时都可能被定为叛国罪的危险，会见正在日本的安德琳，要她将日本假谈判真备战的情况，转告时任参议院研究全国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杜鲁门。第三天，安德琳飞往美国，将这一情况告诉杜鲁门主席。
　　杜鲁门用红色铅笔在这句话上划了一道红杠杠，并用一根红线伸向信的左边空白处，写上“情况属实。遗憾的是……”但他思虑再三，又把“遗憾的是”四个字划掉了，但字迹依稀可辨。杜鲁门大概想说：“遗憾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引起罗斯福总统和国会的足够重视，所以才出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惨重教训。”
　　西尾和多田的信最后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本还出动了陆军十一个师团、两个飞行集团，海军第二、第三舰队和南遣舰队计四十万兵力，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发动了进攻。对此，我们对日本的大逆不道无比愤慨，也深感不安。这种愤慨和不安，都连续记载在各自的日记里。兹将我们的日记附上，敬请查阅。”
　　杜鲁门在信上的批语是：“此信和两本日记很值得一读。如果日本统治集团能多有几个像西尾寿造和多田骏这样的明智人物，也许太平洋战争可以避免。我在电话中已与麦克阿瑟先生说过，西尾、多田在中日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但他们反对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可贵的，也是十分坚定的。因此，我建议宽大处理他们，既不判死刑，也不判徒刑。也就是说，不追究他们在中国的杀人责任，正在进行的冷战也要求我们这样做。”
　　麦克阿瑟看了西尾、多田的信和杜鲁门的批示，又翻阅了两本笔记，吸了一会儿烟斗，若有所思地给阿尼斯打电话，询问西尾和多田是否被关押在一间囚室里。
　　阿尼斯查阅了在押战犯花名册，打电话告诉麦克阿瑟，西尾关押在八十九号囚室，多田关押在一百四十二号囚室。
　　那么，他们是怎样联名给杜鲁门写信的？麦克阿瑟感到不好理解。
　　奥妙在寺崎英成身上。三个月前，寺崎去监狱看望西尾和多田时，两人都认为自己被处死无疑而痛哭流涕。眼泪，触发了寺崎的灵感。他想起他们主张对美国亲善的言行，以及战后的日本完全控制在美国手里，建议他们向杜鲁门写信，由他的妻子安德琳送给杜鲁门。但两人都说没有关押在一间囚室，又不准自由活动，无法写这样的信。寺崎满口答应为他们代笔，他查阅了有关资料和两人的日记，信的初稿写成之后，又由西尾的妻子和多田的妻子以探监为由，分别送给两人补充才定稿。
　　麦克阿瑟见信上写的全是事实，又见杜鲁门如此重视，不再考虑信是怎样产生的，而是考虑怎样释放西尾和多田。上次释放又逮捕近两千名战犯的事，向他敲起了警钟，他得慎之又慎！
　　第二天上午，麦克阿瑟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翻阅国际法庭对西尾和多田的预审纪录，以及对他们的起诉书。
　　中国法官向哲浚和易明德，美国法官根斯，苏联法官托里亚诺夫，联合对西尾进行八次预审，又让梅津美治郎、畑俊六和坂垣征四郎等被告之间相互揭发，记录多达一百八十四页，真是罪行累累。
　　西尾在中国的主要犯罪事实是：一九三四年他任关东军参谋长时，在佳木斯、四平、长春等地抓了八百六十多个中国无辜男女老百姓，送给石井四郎作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试验，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日军驻抚顺守备队和驻抚顺宪兵分遣队，在平顶山制造的致使三千五百人遭到杀害的惨案；日军第三十三联队第三大队制造的，致使一万二千五百人被残杀的老黑沟惨案和清原镇惨案，都是西尾直接指挥的。他出任驻华侵略军总司令后，发动的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坂垣征四郎屠杀一万六千五百多个中国俘虏和二万五千四百多个和平民百姓，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隆矢经九郎要报道这件事，西尾不同意：“你要报道，我就以叛国罪处死你！”两个月以后，他与多田一道指挥日军制造河北潘家峪惨案，全村一千二百五十四人被杀害，三十二户全家遭难，一千一百五十间房屋被烧毁，所有的粮食和牲口被抢走。一九四○年八月至十二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华北地区发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西尾恼羞成怒，在华北地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在半年内杀害了十五万四千一百多个中国军民，烧毁房屋二十一万二千五百多问，抢走粮食四百八十五万多斤，抢走牲口一十三万四千多头，使一百二十五个村庄成了无人村。一大，西尾由独立步兵第二旅团长浅见敏彦陪同来到邯郸附近一个村庄督战，亲自指使一个名叫高崎小林的士兵当众奸污一个孕妇。奸污中，孕妇反抗，咬掉了高崎的鼻子。于是，西尾又要一个名叫汤川彦义的士兵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腹部，取出已有八个月的胎儿。他见孕妇仍躺在地上呻吟没有死，才要浅见敏彦用手枪对着她的胸脯开了一枪。一九四一年初在豫南战役中，他直接指挥日军在确山、邢店、高邑、泌阳一带杀害中国军民一万五千四百多人。他派部队参加汪精卫政权在华中地区进行的第一期清乡运动，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杀害新四军游击队指战员二百八十多人、游击队亲属七千二百多人与和平百姓一万六千四百多人。
　　多田骏接受预审七次，也由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被告相互揭发。负责预审他的是向哲浚、根斯和法国法官诺思克劳。预审记录也多达二百一十二页。
　　他的主要罪行，除了与西尾一道制造潘家峪惨案和百团大战后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之外，还有以下犯罪行为：
　　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河北陈庄战斗中，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水原清弘被八路军击毙，多田不仅指挥日军烧毁陈庄，而且在万寿岩、破门口、冯沟里等地杀害中国军民一万六千多人。同年十月，他纠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一百一十师团计二万五千兵力发动涞源战役，被日本参谋本部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多田即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出动三个师团在津浦线北段沿线烧毁四十八个村庄，屠杀中国军民五万六千四百多人，满门杀绝的二百五十六户，抢走粮食三千六百五十多万斤和牲口二万八千六百多头。五天后，他派人割下十个中国人的头颅祭奠阿部规秀的亡灵。
　　国际法庭对西尾和多田的起诉书的诉因分别为四十条和四十三条，都犯有任意杀人，违反人道罪。
　　麦克阿瑟看得头昏脑胀，取下墨镜，掏出手帕擦了擦看得发涩的眼睛，然后吸起烟斗来，吸得眉根往上挑，他感到释放西尾和多田的阻力很大，想了想就打电话把基南请来研究对策。
　　基南来了。他看了西尾、多田写给杜鲁门的信和杜鲁门在信上的批语，沉沉地说：“这可是个大难题！西尾寿造和多田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实在大多太严重，若提出释放他们，势必遭到大多数驻日军事代表团和法律代表团的坚决反对！”
　　他说：“最难对付的是迪利比扬格和格伦斯基先生，布莱和曼斯菲德尔先生；其次是巴特斯克和卡尔先生，勒克莱和欧涅特先生；至于商震和梅汝璈先生倒不必操心，必要时给中国的蒋主席打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
　　蒋介石是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死后，于同年九月继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故基南称他为“蒋主席”。不过，一九四八年四月，他又将主席制改为总统制而当了总统。
　　基南接着又说：“这问题很复杂，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开会讨论；否则，我们会成为孤立的对立面。我的意见，只能一个个疏通思想。”
　　“一个个疏通思想，总得找个理由吧！”麦克阿瑟感到茫然。
　　“理由，还是大总统说的，他们有过又有功，而且功大于过。”基南不假思索他说。
　　“那也不行！”麦克阿瑟说，“反对者一定会说，就因为他们维护美国的利益，你们才提出释放他们，是利己主义者！”
　　“就说他们认罪态度好，行不行？”基南说，“再由寺崎英成先生出面，为他们写个态度诚恳、认识深刻的认罪信，行不行？”
　　麦克阿瑟想不出别的主意，只好说：“那就试试看吧！”
　　日本投降后，寺崎在外务省停战联络局工作，又兼任宫内省的英语翻译。九月十五日上午，他由首相兼外务相吉田茂通知，与麦克阿瑟见面。一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