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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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代表麦克阿瑟的萨塞兰、惩治日本战犯条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基南、先期抵达东京的喻哲行、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等人，在东京羽田机场迎接商震一行。除了贾迪、阿基诺和艾西特，其他人都彼此打过交道，大家握手言欢，显得十分亲热。
　　九国军事代表团的驻地，设在千代田区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一至五层，除五楼只驻着印度代表团以外，其余每层楼驻两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驻在三楼。因这座大楼呈半弧形，故大家称它为“半月楼”。每个代表团所属部队除一个警卫连随团住在半月楼以外，其余的人分别驻扎在东京的各个区。中国驻日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接着，商震一行由喻哲行陪同，驱车去千代田区，向哲浚等三名法律专家驱车随基南去明治生命大楼。
　　晚上八点，迪利比扬格带着汉语翻译彼尼斯基来见商震。商震由俄语翻译苏文源陪同，在会客室接见迪利比扬格。房间里的气氛欢快而融洽。
　　迪利比扬格出生于乌克兰，年约四十，原是苏联贝加尔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参谋。挂在胸前的三枚勋章，说明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他望着商震，高兴地说：“商震先生希望我带团来日本，我也希望商先生带团来日本，现在彼此的愿望实现了，今后让我们团结战斗，真诚合作！”
　　商震苦笑着点点头，他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商震？不是商震又是谁？贾桂的形象活脱脱地冒了出来。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坚信自己辽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商震。几天来，他苦思冥想过，蒋介石的旨意，固然不能违拗，但还得坚持正义。“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智谋在哪里？他想得最多的是暗斗，他心胸中塞满了苦涩，但也有几分安慰和自信，因为随团来日本的喻哲行和全体工作人员，几乎无一不是他先后任绥远省都统，国民革命军北方军第一军长，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河南、山西省主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把自己的主张坦诚地告诉大家，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并获得同仁们与他同心同德的满意回答。
　　“我非常羡慕将军阁下，有个敢于与美国抗衡的领袖斯大林主席！”商震的话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的话，是真诚的流露。当然，在一个苏联将军面前说这种话，似乎有损蒋介石的形象。这，商震自然想到过。但是，既然迪利比扬格愿意与自己真诚合作，就得在朋友面前说真话。再说，谁叫你蒋介石在杜鲁门的指缝里生活？！
　　“蒋介石委员长是亲美的，这我们十分清楚。”迪利比扬格说，“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商将军不要含糊，贵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啊！”
　　“将军阁下的话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是激励，也是支持，十分感谢！”商震沉沉地嘘口气，“我们一定与贵国代表团，与其他坚持正义的代表团一起，团结战斗，真诚合作，但是，我们只能暗斗，恳望阁下理解我们的苦衷。”
　　“我们理解。”迪利比扬格说，“明斗是火，暗斗是焰，火与焰加在一起，就能燃起冲天大火！”
　　商震高兴地说：“阁下的话富有哲理。”
　　接着，迪利比扬格告诉商震，战后由裕仁天皇皇后良子的叔父东久迹宫组阁的第一届内阁，因拒绝执行最高总司令部关于取消军队。释放一切政治犯、给日本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命令，出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已于十月五日总辞职了，十月九日由币原喜重郎组成新内阁。
　　东久迩宫辞职和币原喜重郎上任的事，商震已从国内的报道知道了，但政治家的习惯思维方式又促使他提问：“币原在这时候出任日本首相，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将军阁下。”
　　“大概是因为他是亲美的。”迪利比扬格说，“币原曾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出任驻美国大使，是华盛顿国际裁军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一九二四年秋以后，曾四次出任日本外务相，因他奉行对美的亲善方针，曾被日本军部和右翼团体谴责为‘软弱外交’。”
　　这里说的军部，是在近代天皇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及内阁中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虽不是如立法、行政之类的国家机构部门，但却独立于政府、议会的管辖之外，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原来如此！”商震说，“军部把握着日本权力中枢，疯狂推行法西斯侵略政策，起过破坏的作用，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分析说，“币原出任首相，对于用美国政治模式改造日本有利，但对战犯的审判可能带来某种不利，因为币原的言行完全控制在麦克阿瑟手里。”
　　“将军阁下说得对。”迪利比扬格说，“等着瞧吧！”
　　商震的判断，来自他政治理论上的成熟。
　　第二灭，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币原喜重郎领着卫士中冲耕吉，急匆匆离开首相府，乘坐小轿车去见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他身上的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说明他的心情紧张，比觐见天皇还要紧张几分。在他七十三岁生涯里的驻荷兰公使、驻美国大使、四任外务相和代理首相期间，曾多次受到大正天皇和裕仁天皇的接见，心情都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坐在轿车里，十月十四日上午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时对方的一句话，又洪钟般地在耳边响起：“我同意裕仁天皇的意见，让你出任日本首相。希望首相阁下从东久迩宫内阁的倒台中，吸取深刻教训，以真诚的态度、卓有成效的工作效率，同心同德地与最高总司令部合作。”
　　麦克阿瑟的第一句话，说明他是日本的太上皇。他的第二句话，是给币原戴上了紧箍咒。
　　裕仁物色币原出任首相时，币原的妻子纯玉子曾语重心长地劝过他：“你出任首相，既要听天皇的，又要听麦克阿瑟的，是在夹缝中受罪，年过古稀的人了，何苦而来？”
　　币原的想法不一样，他说：“七千万日本人，唯独我受到麦克阿瑟的器重，也算是三生有幸，不论今后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都挺得住。”
　　然而，现实生活又是如此严酷。因此，几天来，他如履薄冰，总是提心吊胆。
　　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良秀子的声音：“喂，是币原首相阁下吗？请你马上来最高总司令部一趟。最高总司令说了，与他上次接见你一样，不要带秘书和翻译来，也与上次一样，由我担任翻译。”
　　他后悔自己出任驻美国大使五年间，没有把英语学好。讨厌的是良秀子偏偏又是日本人，麦克阿瑟那些教训式的话让她听到了，面子上总有点过不去。不过，不带秘书来也好，少了一双耳朵。
　　但他想得最多的，是麦克阿瑟第二次接见的动机，是他又有新的吩咐，还是让他汇报情况，抑或发现他对最高总司令部不忠？他诚惶诚恐走下轿车，再乘电梯登上帝国饭店第十楼。
　　良秀子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币原，她说：“首相阁下请坐，我去请最高总司令出来，他正在批阅文件。”
　　麦克阿瑟左手握着烟斗，从里面房间里出来了，币原赶忙起身，双手握着他伸过来的右手。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币原想观察一下麦克阿瑟的表情，但他的两只眼睛却被墨镜遮着，无法看清楚。发明和制造墨镜的人，都该杀！他想。握手时，他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的手劲很大，不愧是军人。那么，他的心劲呢？他意识到对方的心劲更大于手劲。想到这里，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需要开电扇吗？”麦克阿瑟问。
　　“不用，谢谢。”币原赶紧将擦过汗的手帕，塞进银灰色呢料西装口袋里，尴尬地笑笑。
　　麦克阿瑟说：“请首相阁下来，有个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新内阁还有外务相、陆军相和海军相三个大臣人选没有定下来，你认为由哪三个人出任合适？”
　　币原感到为难。他认为可以的，麦克阿瑟未必认可；麦克阿瑟认为适合的，他不一定说得中。于是，他说：“我说不准，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
　　麦克阿瑟说：“今天是朋友之间的随便交谈，不是阁下在内阁会议上作结论，说不准无妨，我不会计较的。”
　　这话虽然不够尊重，但币原却获得某种慰藉。以受到一人的不尊重，换来了受到全体日本人的景仰，从得失论衡量，谁能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但币原仍然不提具体人选，敷衍说：“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我拥护。”
　　麦克阿瑟说：“我又不是日本的天皇，也不是首相，怎么由我定夺呢？”
　　“那就请阁下听听天皇陛下的意见。”币原说。
　　“我问过他，他却要我听听你的意见呢！”麦克阿瑟说，“你们硬要迫我当日本的太上皇是不是？哈哈！”他用哈哈大笑掩饰一切。
　　“阁下不是太上皇。”币原说，“阁下洞察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洞悉以美国为首的诸同盟国的政治动态，更洞彻日本政界人物的政治倾向和才干；由最高总司令提出三位大臣的人选，一定是因人制宜，更有利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也更有利于日本政府与最高总司令部赤诚合作。”
　　“那我就提三个人选。”麦克阿瑟很有滋味地吸了口吕宋烟，“吉田茂先生可以继任外务相，米内光政先生可以继任海军相，陆军相也由下村定先生继任。行不行？首相阁下。”
　　币原说：“最高总司令阁下用人得当，简直是慧眼识珠。”
　　“不！阁下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麦克阿瑟说，“不能人云亦云，你要讲真话，把自己对这三个人的真实看法说出来。”
　　币原沉思片刻，说道：“感谢阁下对我的信任，那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出来，供最高总司令阁下参考。对这三个人选，一些国家的驻日军事代表团，如苏联、英国、菲律宾，特别是中国代表团会提出反对意见的。”
　　麦克阿瑟说：“请阁下说具体些。”
　　币原说：“按照上述国家的观点，这三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死敌呢！”
　　“请一个个说。”
　　币原先介绍吉田茂的情况，他说吉田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曾积极参与田中义一内阁侵华政策的制订。一九二八年，他出任外务省次官不久，协助田中义一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并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直接参与侵袭中国山东的指挥，故中国报纸载文说他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间谍和军师。”
　　“那么，米内光政呢？”麦克阿瑟问。
　　币原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米内任侵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多次侵犯中国沿海地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任林铣十郎内阁、近卫文麿第一、二任内阁海军相。一九四○年任首相期间，不仅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侵犯苏联的一九三八年的张鼓峰事件、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陈述到这里，说道：“听说上个月，中国和苏联代表来东京出席日本投降仪式时，曾就吉田出任日本战后第一届内阁外务相，米内出任海军相，下村出任陆军相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抗议，不知是否有这回事？”
　　“有这么回事。”麦克阿瑟说，“你再说说下村定。”
　　币原说：“下村定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率军队进驻中国华北地区，先后任第一一五师团长、第十二军军长和驻华北日军总司令直到日本投降，他在华北的三年多时间，正是日华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可想而知。”
　　麦克阿瑟陷入沉思。
　　币原又说：“一些国家一定会认为这三个人是战犯。”
　　“哪有那么多的战犯！”麦克阿瑟说，“请币原先生转告裕仁天皇，分别任命这三个人为外务相、海军相和陆军相。如果有人反对，一切由我负责！”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吉田、米内、下村的委任状，抄送给各驻日军事代表团。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代表团看了委任状，若无其事地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法国、英国和印度代表团感到不可思议，但也不置可否；中国、苏联和菲律宾代表团始而大吃一惊，继而无比愤慨。
　　商震端坐在代表团团长办公室那张皮垫转椅上。与其说是满腔愤慨，不如说是被无情的痛苦折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