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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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何应钦和冈村慌乱而烦躁地坐在孔庙总指挥部里，谁也不说话。幽静的环境，帮助他们思考与督战完全相反的问题。何应钦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向蒋介石交代，怎样保住冈村一条命。冈村想到这回以自己的实际指挥，否定了自己的战略战术的正确，若因此在蒋介石面前失去庇护价值，一切都完了。
　　人的一生，是不断地折磨自己，不断地折磨别人，不断地被别人折磨的一生。何应钦和冈村正在受折磨。何应钦被折磨得焦头烂额，冈村被折磨得做出一副垂危者的怪脸。
　　“我对不起蒋委员长，对不起何学长、汤学长和白部长！”冈村垂头丧气，“联络班的工作已经结束，我等待国际法庭对我的审判。”
　　“请老同学不必焦虑，蒋委员长那里我自有办法应付。”何应钦终于想好了对策，“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李仙洲身上，就说他违背了你提出的作战方案。即使他不被共党处死，也等于死无对证。欧震与我的交情很深，我给他打招呼，就说他按照你的部署出击，消灭了多少多少共军。”
　　“何学长——！”冈村眼泪夺眶而出，“对你，对你的恩德，我，我没齿不忘！”他说得如此艰难，也是一种折磨。
　　就这样，冈村宁茨正式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从此，他直接参与了蒋介石在内战中发动的大部分战役。但是历史证明，他的战略战术在人民解放军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将他保护在南京，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天下午三点左右，国民党政府收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封信，第一次提出传讯冈村宁茨去东京出庭作证的事。三月二十九日，是蒋介石、李宗仁、程潜等人竞选总统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头一天。虽然蒋介石通过金钱和封官许愿拉到了不少选票，但竞选尚未揭晓，究竟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蒋介石一颗心悬着，没心思考虑冈村的问题，只将国际法庭的信看了看，就交给何应钦和汤恩伯去处理。他只吩咐一句：
　　“如果让冈村先生去东京出庭作证，唵，他就完了！究竟怎么处理好，由你们决定，唵！”
　　何应钦和汤恩伯想到冈村宁茨患有肺病，虽然不那么严重，但是个很好的借口。于是，他们以冈村患病为由，将他秘密送往上海，第二天，《中央日报》发了则消息，说冈村肺病复发，咯血不止，病情严重，已于半个月前送往某地医治；待他的病情好转，再由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同时，以同样的理由复信给国际法庭。
　　冈村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如果我能活下去，自然知道我这条命是谁给的。我在南京金银街住了一年又九个月，今日离去，无限感慨。”
　　“青年时代我曾经住过的南京，由我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南京，由我签订投降书的南京，使我患过肺病的南京，再见！”
　　晚上八点三十分，冈村由国防部二处处长吴文华、科长吴永明和十名便衣武装保护驱车离开南京，第二天早晨七点抵达上海，住在黄渡路王文成家里。何应钦和汤恩伯让冈村住在这里不无原因。王文成出生于日本，在日本念完大学才回国在外交部任科长和司长。一九四二年春，受戴笠的派遣打入汪精卫政权，当了实业部次长。这期间，他与冈村过往甚密。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副主任委员。
　　王文成显得很亲热地对冈村说：“昨天下午我先后接何总司令和汤司令打来的电话，说冈村先生会住到寒舍来，兴奋不己。我呀，真是‘三生有幸’！”
　　“给王先生家添麻烦了。”冈村也很激动，“如果今生不能报答，只好来世变王先生家的坐骑相报！”
　　“快莫这样说，快莫这样说，冈村先生！”王文成手往楼上一指，“三楼四问房子全给冈村先生使用，一问卧室，一间会客室，一间浴室，一间书房。我有上千种图书，其中有半数是日文版，阁下可以随便翻阅。”
　　他说：“至于饮食方面，你想吃什么就吩咐女佣做什么。还有，我与日籍医生中山省二郎博士约好了，每天上午来给你检查一次身体。”
　　冈村的眼睛红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王文成说：“关于冈村先生的安全问题，淞沪警备司令部已派来一个排的便衣武装保护你，其中四人住在我家一楼客房，其余的住在我这住宅四周。”
　　“谢谢王先生，谢谢关心我的中国朋友！”冈村禁不住热泪双流。
　　有一天，王文成在小学四年级念书的女儿王宝敏来到三楼，对冈村宁茨说：“外公！我讲件事给你听，好吗？”
　　“好，好，宝敏讲，外公听。”冈村欢笑着，把十岁的王宝敏拉到自己身旁坐下。
　　王宝敏说：“今天上午，老师给我们读报时，念了篇《惩办战犯冈村宁茨》的文章。”
　　她见冈村两撇浓眉紧锁在一起：“外公不愿意听？”
　　“愿意听，愿意听，宝敏继续说。”冈村一脸苦笑。
　　王宝敏说：“老师刚念完，有个男同学问：‘老师！冈村宁茨现在哪里？’老师说：‘现关押在上海江湾战犯监狱里。’我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冈村一惊，好像干坏事当场被人抓住似的惊慌和尴尬。
　　“你为什么笑？宝敏！”冈村脸色惨白，“那么，你说冈村宁茨在哪里？”
　　“外公就是冈村宁茨。”小姑娘说话直来直去。
　　“不，不，”冈村摇头否定，“我是室敏的叔伯外公，我是中国人，名字叫李子贤呀！”
　　“外公说谎。”王宝敏说，“那天有个日本人来看望外公，他把自己的身份证给爸爸看过之后，悄声问爸爸：”冈村宁茨先生住在贵府吗？“爸爸点点头，手往三楼一指。”
　　小姑娘说：“我正在写作业，隔着窗户看得很清楚。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也不敢问爸爸，不敢问妈妈。”
　　冈村宁茨红着脸说：“是的，我是冈村宁茨，宝敏！你恨我吗？”
　　王宝敏没直接回答冈村，她说：“因为你住在我们家里，所以当老师说你被关押在上海江湾战犯监狱时，我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小姑娘又说：“老师问我笑什么？我也说了谎。我说，冈村宁茨终于被关进战犯监狱，我感到非常高兴呢！老师说，对，应该感到高兴！”
　　冈村在日记里记述了这件事之后，感慨地说：“王宝敏，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在上海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的往所能得以保密，实非易事啊！”
　　冈村隐居王文成家一连四个月，除了《中央日报》以外的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武汉的街头巷尾，不时地出现传单、漫画和标语，一齐对国民党政府庇护冈村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质问、谴责和讽刺。
　　八月十日上午，戴笠飞机失事死后，继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心慌意乱地拿着刚从南京街头墙壁上撕下来的四幅题为《穿连裆裤》的石印漫画、两幅题为《在青天白日下》的木刻漫画去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批准保密局进行侦破，逮捕漫画的制作者和张贴者。
　　蒋介石沉默不语，铁青着脸，先拿起石印漫画看了看，见上面画着他的右胳膊挽着冈村的左胳膊，两人笑逐颜开地共穿一条连裆裤。木刻漫画上，画着冈村跪着匍匐在地上，身上覆盖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只露出个破裤裆裹着半个屁股和两只光脚板。使毛人凤感到意外的是，蒋介石既没有习惯地骂“娘希匹”，也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只冷冷他说：“你们不必大惊小怪，唵！这个这个，派人把这些漫画撕掉就行了，唵！”
　　舆论是可怕的。毛人凤走后，他给何应钦打电话：“是敬之兄吗，唵？你们国防部，还是让冈村宁茨住到江湾战犯监狱去。这个这个，应该向他说明，唵，这样做，可以说是保护拘留。另外啦，唵，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必要的审讯，希望他能够理解，唵！”
　　冈村在八月十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国防部派吴永明先生来上海通知我入狱，并转告蒋委员长与何学长对我的关怀。我完全理解，并深深感谢他们。”
　　为了入狱方便，冈村剃了光头。他在八月十四日的日记又写道：“在监狱，可能两个月难理一次发，故今日剃了光头。想到社会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今日入狱，于心始安。一进监狱，我老是想着小姑娘王宝敏。”
　　在监狱里，冈村住着一卧室一卫生间的小套间，不仅可以会客，而且可以在院内自由走动；监狱还派一名叫邬志文的中年人为他做饭菜、送茶水、扫地和洗衣服；中山博士仍与过去一样，每天为他检查一次身体。上午十点以后，房间里的气温比较高，邬志文就将藤睡椅搬到树荫下，让他躺在上面看书报，冈村对前去看望他的汤恩伯说：
　　“一切都与我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和方便，丝毫没有蹲监狱的感觉。”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决定八月二十日对冈村进行公审。先天晚上八点左右，典狱长孙介君遵照何应钦的意见，将有关情况告诉冈村：
　　“本来，蒋总统无意使冈村先生受审，但考虑国内外舆论，不得已而为之。让先生受审，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不要存在任何畏惧心理。蒋总统与何部长、汤司令都说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遭受的痛苦要表示痛心，以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好，好！”冈村很激动，“我遵嘱照办。”
　　临时法庭设在塘沽路上海市参政会礼堂。审判台上用麻绳吊着四个孤零零的大字：“公审大会”。
　　这种布置，独具匠心：既含糊又不含糊；既说明问题，又不使冈村受刺激，恰到好处。
　　台下坐着一千二百余人，他们是各省市的代表，军队代表，各驻华使馆代表和新闻记者。
　　八点四十五分，身着黑色法衣的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法官叶在增、葛召荣、李之庆、宋书同，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张体坤，在台上前排座位上就坐，指走辩护律师江一平、杨鹏、钱尤生坐在第二排座位上。
　　“五分钟之后，身穿深灰色西服，头戴同样颜色礼帽的冈村宁茨，由四名法警押人法庭。他抬头望了望悬挂在审判台上的四个大字，心里获得几分慰藉，步子也迈得坚实了。他摘下礼帽向台上深深一鞠躬，又向台下深深一鞠躬，然后提着礼帽面对台上立正站着。
　　九点正，石美瑜宣布开庭：“公审大会开始！下面，由被告说明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和身份。”
　　翻译将这句话译成日语说给冈村听后，他沉沉地点了一下头：“是！本人是冈村宁茨，男，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
　　石美瑜说：“现在，由张光虞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说远不说近，说轻不说重，而且非常抽象：
　　“被告在华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较之其他战犯的犯罪事实要多。民国十四（一九二五）年至十六（一九二七）年任皖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为孙传芳割据浙、赣、皖、闽、苏五省出谋划策，破坏中国的统一。翌年，他任日军步兵联队长，参与由大仓利通师团长指挥的攻打济南的战争，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中国政府派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七名外交官前往济南与日军交涉，结果蔡被日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几天后蔡与十六名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
　　陈光虞念到这里，冈村按照蒋介石等人“要表示痛心”的吩咐，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又向台上台下各鞠一躬。他抹着眼泪说：
　　“我有罪，我有罪！虽然攻打济南由大仓指挥，在那里实行大屠杀和割掉蔡公时先生的耳鼻是他的主张，但我应该劝阻。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有罪，我有罪！”
　　他连捶两下胸脯，把罪责完全推到大仓利通身上。
　　石美瑜一击惊堂木：“等起诉宣读完了你再说！”
　　“我一心只想到自己的罪行，竟忘记了法庭的规矩，敬请原谅！”他向石美瑜鞠一躬。
　　陈光虞继续念道：“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被告作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使四千多个无辜市民死手非命，翌年五月，被告与中国代表熊斌签订了《塘沽协定》，使日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被告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为伪满洲国的所谓独立出谋划策，又一次破坏中国的统一。”
　　关于冈村在华北、华中地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起诉书一字不提。
　　陈光虞最后说：“被告率部驻华北期间，以及后来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期间，多次发动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