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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日本1946-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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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太好了。有了后勤供应，我混到一个小头目应该没什么问题，对了，青山长老，赤军一共分为三派，为什么只派我去日本赤军呢？另两派咱们就不做手脚了么？”坂本隆诗有些疑惑的问道。
青山润一解释道：“另外两派咱们也计划派人潜伏进去，不过综合了各条渠道返回的情报和大家的分析推演以及老板的指示，我们觉得以重信房子和冈本公三为首的日本赤军应该是最有破坏力的，所以决定将成绩最为出色的坂本你派往日本赤军派，现在你明白你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和伟大性了吧？”
坂本隆诗重重的点了点头说道：“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说实话走出这步棋唐宁自己也有些纠结，不过他这也是没办法，日本赤军这里不把事情搞大，他的琉球**计划就没法实行，另外让他觉得有些可惜的，就是当初自己遇到的那个可怜又可爱的小女孩现在终于没有摆脱历史的轨迹，走到了这条疯狂的不归路上去了。
坂本隆诗这些被琉球护卫队重点培养的学员都是土生土长的琉球青年，从小就被家长和族人灌输了不少日本人欺辱杀害琉球人的事情，对于日本的仇恨心理很深，再经过唐宁和青山等人的刻意调教，都已经成为了忠实的琉球主义分子，而其中更是有几十个人能力特别突出，被唐宁重点培养，坂本隆诗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坂本隆诗果然没有让唐宁失望，在线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就与日本赤军派的首领冈本公三联系上了，并且很轻易的就得到了他的信任，加入了赤军组织。说起来这个冈本公三也是不简单，后期日本赤军派转战中东的时候，他在当地混的相当之好，尤其是几次大型的袭击活动，使得他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巴勒斯坦在给以色列的每一份释放名单中，“冈本公三”总是名列第一。（未完待续。）
第二百九十章 观音院（）
由于有着松田组线人给提供准确情报和小仓军工厂支援的武器弹药，再加上坂本隆诗本身的伶牙俐齿，他很快就攀升到了日本赤军派的核心成员位置，并且策划了两场震惊日本的大行动。看到
第一次大行动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是在冈本公三的带领下将位于热海市伊豆山上的兴亚观音院和殉国七武士之碑都给炸了。
兴亚观音院内有一尊兴亚观音像，此像建于194o年2月，起人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之一、当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1938年3月松井回日本后，提议使用带回的南京大场镇的红土，烧制成一尊合十观音立像，立于伊豆山腹，并起名为“兴亚观音像”，并表示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体现了“以此功德永远回向怨亲平等”、“祈仰东亚之大光明”之“本意”。
距观音像不远处建有一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观音像前的白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1o4人的名册，两侧则分别立有“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日中双方战死者的祭奠。据介绍，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放置在祭坛上的突出位置，祭坛两侧陈列出许多与松井石根有关的实物。
1948年12月日，被执行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广田弘毅的遗体经横滨市西区久保山零场火化，由美军撒于东京湾。
但是这一年的12月25日，战犯之一小矶国昭的辩护人三文字正平从骨灰场秘密回收了7人的骨灰，后秘密安葬于兴亚观音院。如今，院内除了供奉着这些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还有因各种原因死亡的1ooo多名乙丙级战犯。
碑文把日本的战败归结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出兵以及所谓物资匮乏，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说成是“事后法判决”。碑文整体虽然没有直接对战争本身做出评判，但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表面上是要“探求真相”，但这个“真相”在树碑者内心是很清楚的。诗碑上的题诗就是最好的证据：
《哭殉国七僚友记狱中作》
妖云镇狱朔风腥。昨夜三更殉七星。暴戾复仇还太古，雪冤何日靖忠灵。
这个诗碑像是为“殉国七士墓”碑所作的注脚。诗作者大岛浩，二战期间的日本驻德国大使，为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四处活动。深得希特勒信任，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他在诗中把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描绘成人间地狱，把7个战犯捧为“七星”，咒骂东京审判是“暴戾复仇”。还誓要为他们“雪冤”。
本殿的正中央，供奉着一尊小型观音像，离观音像比较近的两侧的褐色相框中分别写着“广田弘毅、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尊灵”和“殉国刑死1o68柱”。
本殿的左侧，设有松井石根的灵位，摆着多张松井的照片，还放了一瓶“靖国神酒”。本殿右侧的供奉台上，摆有远东国际法庭印度籍法官帕尔的照片。众所周知，帕尔因主张日本战犯无罪而受到日本右翼的吹捧。靖国神社内还专门放置了帕尔的雕像。
本殿内还挂着松井石根的几幅书法作品，以及7名甲级战犯在处刑前的签名，落款是“殉国七士处刑前挥毫”。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描写的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与中国百姓“和谐相处”的景象。油画的下面是一张南京光华门全景的黑白照片，由步兵第36连队旗手中根平次提供，照片拍摄于1937年12月13日下午1点。这一天，正是日军展开南京大屠杀的第一天。本殿内的另一侧墙上还悬挂着一幅有关日军侵占南京的黑白图片，拍摄时间为1937年12月12日12时2o分，照片简介上写着“日军开始攻打南京城墙瞬间”。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这里找不到一点痕迹。
墙上还分别挂着徐州会战的油画、松井石根的书法以及一幅写有“东亚救星”的书法等。“东亚救星”的落款是“为纪念大东亚圣战书此敬赠松井大将阁下北京佛学研究院院长袁仲安”。
对此，创建这里的主持还曾经很是得意的宣称“听说，救星在中文里是个很重的词吧。中国人能用救星来形容松井石根，真的是十分感谢。”在日本偏僻的战争神社内。居然悬挂着这样的汉奸言论，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冈本公三带领的日本赤军趁夜晚潜入观音院在石碑下安置了炸弹，于是夜间一声巨响，石碑化做三截。随后日本赤军表了如下声明：
“殉国七士之碑。是1948年由帝国主义头子吉田茂书写碑铭，为甲级战犯招魂而建造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肯定、美化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侵略的精神象征。”
石碑被炸，立碑者当然不肯就此认输，他们不惜代价，从德国进口专用的粘合剂，把石碑粘合修复。重新立在原处，现在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碑体上的裂痕。这里又被称为“小靖国神社”，经常有人前来参拜。
在炸毁七武士之碑之后，冈本公三等人又实施了三菱重工爆炸案，声明中的理由是三菱等大企业是帝国主义掠夺的先头兵，当然了，这个事件自然是坂本隆诗撺掇和策划的，虽然现在唐宁已经很少与三菱生冲突，但谁都知道他们之间永远都不会是朋友，反正日本赤军是一定要炸一家大企业的，所以坂本隆诗就趁势将三菱推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甚至冈本公三还策划了一场用炸弹刺杀昭和天皇的计划，可惜最后没有机会实施。（未完待续。）
第二百九十一章 破裂的原因（）
这天，唐宁在家里迎来了一位老朋友，不是别人，正是苏联特工之王武田毅雄，一见面武田毅雄就哈哈大笑道：“托尼，好久不见，想不想我啊，听说你现在都有儿子了，而且还一有就是两个，真是恭喜你啊”
唐宁上前拥抱了他一下，然后说道：“你个家伙，是无事不登门啊，只要你来就肯定有事，也不说没事的时候找我来喝顿酒。”
武田毅雄苦笑道：“你当我不想啊，可日本一直都是是非之地，我不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不会来这么热闹的地方的，其实我这次来主要还真就是看望一下你，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就算找你估计也没多大用。”
唐宁给武田毅雄倒了一杯酒，然后倒在沙发上懒洋洋的说道：“说吧，这次找我是什么事儿啊？不会还是古巴的事儿吧，实话告诉你，古巴离我太远，我实在是够不上。”
武田毅雄摆摆手：“不是不是，古巴那里的工作早就完成了，其实我这次是想托尼的关系潜入中国。”
唐宁被武田毅雄的话给吓了一跳：“什么玩意儿？你要潜入中国你没疯吧，现在中国是什么形势，这别人不知道，你还能不知道么？再说了，我能跟中国搭上关系还是拖你的捷列金小组的福气呢，现在你要是敢在中国国内提起捷列金小组，你看看是什么待遇，不给你戴高帽子插牌子游街就算客气的了。”
“没看出来啊，托尼，你对中国的内情很了解么，连这些细节都这么清楚，说实话，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对中国比对苏联上心多了，难道真的是因为韩姑娘的原因？那要不要我给你送过来几个苏联美女，让你对苏联也多关心一下。”武田毅雄调笑道。
一听这个，唐宁赶紧岔开话题：“对了，舒米特。我记得你们苏联跟中国不是盟友么，现在怎么弄得这么僵了呢？”
武田毅雄叹道：“这事儿可就说来话长了。其实原本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挺好的，这种友好关系也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后来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友好关系会急转直下，在短短几年内就走向彻底破裂。由盟友转变为剑拔弩张，怒目而视的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与苏联结成了联盟。中苏结盟除了有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的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无关。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但从未将矛盾和磨擦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更没有公开地互相批评。
但是，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三和”路线开始。中苏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开始受到冲击。中苏两党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除了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不同意见以外，对“和平过渡”也有不同看法。毛伟人在1956年就曾谈到，苏共二十大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之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并且在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争论还很激烈。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论战，只限于在内部交换意见。其中的原因，一是在此期间中苏仍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仅限于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问题，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
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两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并在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争执，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而且这些分歧和争执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使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严重。面对意识
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并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陷入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两党都把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高度。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时，双方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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