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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日本1946-第1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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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一了解，唐宁才大体上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休斯上尉是负责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安全保卫工作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可是刚刚服役不久，就被中方给驱逐出来了。
根据国际惯例，各国大使馆、领事馆以大门和围墙为界，外面由所在国负责安全保卫，里面则是使领馆国家的领土，由使领馆自己负责安全保卫。而在中国，全世界各国驻华使馆的安全保卫都是由中国负责，只有美国例外。美国驻华使领馆大门围墙以外由中国负责，以内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警卫。在全世界。除中国外，美国使领馆门口都是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守卫。只有在中国，负责使领馆警卫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能穿制服，不能佩带枪械。这两个特例，彰显出中美两国在使领馆安全保卫问题上出于维护各自主权尊严的斗争与妥协。
本来呢，在新中国解放之后，在中国是没有美国的驻外机构的。可随着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随后中美两国商定，在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双方互设联络处作为事实上的外交机构。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驻外机构都是由海军陆战队负责安全保卫，因此，中美互设联络处后，美方立即派出26名海军陆战队员来到北京。
按照中美达成的协议，这些美国现役军人到北京后都穿着便装，所以最初并没有引起中方太多注意。但到了1973年7月1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举行开馆仪式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按照美军的规定，海军陆战队员穿着正式的军装出席，甚至还有人佩戴着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获得的勋章。这种举动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感。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
就在紧张交涉时，难耐没有夜生活的枯燥，美国海军修建营竟然在海军陆战队员居住的外交人员公寓内，修建了一个小酒，还挂上了“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很快。来这里饮酒作乐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醉酒闹事的情况也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向美方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美方立即撤走海军陆战队队员。美方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表示，美方人员的行为确有不当，一定严加管束。但是希望中方不要立即驱逐这些陆战队员，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就北京的陆战队问题，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求情”。因为撤走陆战队，将打破美国驻外使馆安全保卫的常规模式，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会遭到美国国内强硬派的激烈反对。可能影响中美建交的大局。
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周恩来同意陆战队继续留在北京，但向基辛格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对外活动不能使用海军陆战队的名义；第二，中方视陆战队员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外交人员，他们可以在卧室或者联络处内穿军装，但离开联络处外出时，不得穿军装；第三，随身武器只能在联络处内佩带。基辛格同意了中方的三个条件。
酒事件后老实了一段时间的陆战队员“积习难改”，很快又闹出事端。1974年4月，陆战队员向北京的各国使馆倡议组织垒球联合会。陆战队员的这一举动，很显然是表现为“一支有组织的外**队”，明显违反了周恩来与基辛格所达成的三项条件中的第一项，这回中方态度坚决，要求撤走海军陆战队员。
虽然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势必冒着遭受国内批评以及他国仿效的危险，但美方更多地把此事和1974年中方持续发出的对中美关系不满的种种信号联系起来。为了维持“脆弱的友好关系”，也为了中美建交的大局，美国不得不打破惯例，从北京撤回海军陆战队。
此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安全保卫工作，只好改由美国外事安全官员负责，至少后者不穿军服，更没有海军陆战队那种令中国人反感的历史形象。（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负责美国驻华使领馆内部警卫任务的依然是陆战队。）
由此，唐宁倒很是理解休斯的郁闷，以海军陆战队成员的骄傲，怎么可能接受的了这种屈辱，毕竟海军陆战队是美**队中精英里的精英，不过与这份精锐相伴的，就是这批人是相当的难以管理，所以出现这种事倒也正常。）
第三百二十四章 邓丽君（）
日本唱片大奖（日语：日本レコ纱笊停┦侨毡敬�1959年开始的著名音乐奖项，是日本商业音乐中最具权威性的音乐奖项。⊙。⊙而其中的新人赏要从全日本当年的所有新人歌星中脱颖而出，具有指针性，因此是所有新人梦寐以求的奖项，这次唐宁应邀作为新人赏的颁奖嘉宾，本来他是不想去的，不过当他看到候选名单的时候，毅然决定这次的颁奖礼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因为这次的候选名单里有一位他非常喜欢、在华语乐坛享有崇高地位的女歌手，她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1953年出生，1967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开始其演唱生涯。1969年因演唱台湾电视连续剧《晶晶》同名主题曲于台湾成名。70年代初期以《千言万语》、《海韵》等作品打开香港及东南亚唱片市场；1974年以《空港》一曲奠定其日本演艺事业基础。
她是华语流行乐坛永恒的文化符号。在亚洲地区和全球华人社会极具影响力的歌手。她的歌曲在华人社会广泛的知名度和经久不衰的传唱度为其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被日本艺能界尊为“亚洲歌唱女王”。其生前演艺足迹遍及台湾、香港、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发表国语、日语、英语、粤语、闽南语、印尼语歌曲1000余首，对华语乐坛尤其是大陆流行乐坛的启蒙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为拓宽日本音乐形式和促进亚洲音乐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1973年就已经火遍港台的邓丽君要去日本发展，其实打在当时打开日本市场一直是亚洲歌星的共同梦想。因为这个市场大，而且真金白银，少盗版。邓在台湾已是红透半边天，再发展空间有限。内地则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进入，只好眼白白拱手让予盗版。香港市场小，而且广东流行歌曲的兴起也令她难以发围。去日本发展是自然不过的选择。而且邓丽君去日本后歌艺及舞台表现都特飞猛进。这是由于在台邓是“无敌最寂莫”，而日本演歌坛高手如林。互相竞争，加上日本作曲、填词、演奏、舞台表现及设计均由极专业人士负责，邓自然获益良多。
而且邓丽君并不是第一位去日本发展的女歌手，在她之前欧阳菲菲和陈美玲就都在日本发展的不错。华人第一个登上红白歌合战的是1972年的欧阳菲菲。但并不是以1971年”雨的御堂筋”而登上，随后1973年陈美龄也跃上红白歌合战，这两个人比起来，陈美龄可以说胜过欧阳菲菲相当相当多，那一口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小虎牙为她加了很多分。其当红声势让山口百惠都倍感威胁，日本偶像杂志”周刊平凡”，陈美龄和山口百惠出现在封面的次数不相上下可见一斑，直到1977年以后陈美龄赴加拿大念书退出歌坛。？
欧阳菲菲在日本一直不算是大红，她是属于大起大落型，并没有太特殊的表现。邓丽君是第三个到日本发展的华人歌星，但是在欧阳菲菲和陈美龄之后到日本发展，对她非常不利，欧阳菲菲偏向演歌路线，陈美龄是偶像路线。当时日本也大概就这两个歌唱路线，而欧和陈在歌坛上都已经有一席之地，要再多一个位子给华人发展，其实没有歌唱路线留给邓丽君了，邓丽君再怎么唱，观众都很容易把她当成另一个华人陈美龄，不然就是另一个华人欧阳菲菲而已。？
于是第一首尝试偶像路线的”无论今宵或明宵”让邓丽君看起来像另一个陈美龄，因为没有特色而失败，直到”空港”的转换跑道，一下子卖了70万张。创下宝丽金公司成立以来旗下歌星最畅销纪录，在年终拿到了唱片大赏新人赏，？
因为这届足足有700多人竞争新人赏，所以竞争压力空前的大。邓丽君以外国人身分拿到，非常不容易。在邓丽君前一年，陈美龄就是因为拿到新人赏，而在日本歌坛一步登天。邓丽君获奖后泪如雨下，哭到整首歌根本唱不下去，底下黑压压的记者和观众哄起一阵”加油”声。场面非常感人，直到1984年重回日本歌坛前，邓丽君对记者谈起自己最难忘的事，仍是1974年的新人赏。？
虽然邓丽君对唐宁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在日本很有成就的美国商人，手上有一家非常庞大的影视公司，所以对唐宁非常尊敬，只是由于当时她实在是太过激动，情绪一时很难平复，唐宁便笑着开解道：“今天能够给邓丽君小姐颁奖，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我也很喜欢邓小姐唱的歌，甚至我还会唱哦。”
尽管旁边有人起哄，但是唐宁自矜身份，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唱歌，只是勉励一下就颁奖然后下台了，不过下台之后他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前世一直都传言邓丽君是台湾特务，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便随口吩咐松田芳子和西川涉调查一下这件事。
结果调查的结果让他瞠目结舌，因为这个传言居然是真的，好在在这件事上邓丽君是属于被迫的。当时台湾正处于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
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自从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五章 封杀（）
邓丽君这个名字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体人物。将近四十年以来，她的歌声从靡靡之音变成了华语经典，滋养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陆对邓丽君的追捧却基本来自民间，官方对她的态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着的时候，央视没对她进行过任何报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邓丽君生于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是名满台湾的小明星了。而彼时大陆的“文化活动”正搞得如火如荼，两岸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所以大陆听众在文革后才零星听到邓丽君，而那时，她其实已经把事业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8张大碟及12张个人单曲唱片，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明星。
在70年代后期，大陆听众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偷听敌台和翻录磁带。在那个年代，基本除了大陆的电台以外，都是“敌台”。而大陆的电台又不播任何的邓丽君歌曲，所以，收听邓丽君=收听敌台。好在文革之后，收听敌台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评教育，至多背个处分，与文革时动辄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收听“敌台”的风险降低，是邓丽君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通过翻录磁带收听邓丽君歌曲，则属于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交流日渐增多，使邓丽君等港台音乐磁带得以通过私人携带的方式来到大陆。当时人们还没有太多版权意识，一盘原版磁带可能会被翻录上百次，而每盘翻录的磁带又会被聆听上百次。
邓丽君之所以在那个年代突然“爆红”。与其唱腔和歌词内容密不可分。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几十年的人们发现，歌曲竟然还能这么唱？歌词竟然还能这么写？人们禁锢的大脑瞬间被开辟了一片新视野。而由于两岸听众对邓丽君歌曲欣赏的不同步，使得在台湾经过十年传播而积淀下的几十首好歌。在同一时间“砸”向了大陆听众，使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就爱上了这个声音。
然而那些让邓丽君为人喜爱的特点。恰恰成为她被禁的理由。邓丽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与喇叭裤、蛤蟆镜等一道成了老师家长眼中会“教坏小孩”的东西。而把邓丽君歌曲上升到“毒草”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国音协西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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