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军阀-第2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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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和尚，一世无法修行成功，就会不断转世，转世九世之后可证得果位。当然，具体是不是转世九世，那也不得而知。

　　　　但转世确实是有的。

　　　　西藏佛教领袖为了死后还能当领袖，在明代时搞出了转世这玩意，确实让人感觉比较无语。

　　　　明代时，喇嘛教是说服了蒙古人，使蒙古人信仰喇嘛教，才得以发展出了如今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

　　　　之前历史上的吐番并不是这种制度，起码历史上的吐番，是一个军事实力也比较强的一个势力，发展意识比较明确。

　　　　喇嘛教统治西藏之后，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上，甚至直到的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西藏虽然是高原地区，大部分地区比较寒冷，但是农业资源在拉萨一带还是很充裕的。本来改善一下生产力，这点人怎么会养不活呢？

　　　　但是如今的西藏，人口不断的减少，贫民却是不断增多。

　　　　等于是在残酷压迫之下，普通人民根本得不到生存下去的养分，甚至连打猎都得向土司、寺庙交税。

　　　　西藏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自中华民国西藏边疆区成立，国防军大举进入西藏之后，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

　　　　这也是中华民国要在西藏地区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

　　　　这次的改革，也受到了广大农奴的支持。

　　　　宗教上的改革，空智大师认为应该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借宗教之名行统治之实的和尚们剔除出去。

　　　　方法也很简单，考试。

　　　　作为一个修行者，首先佛教经书虽不要求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但起码要能理解其中的意思。

　　　　如果连基本的佛法都不知道，那算什么和尚？

　　　　那就是假和尚，为了利益而出家的假和尚。

　　　　只有剔除了这些假和尚，佛教才能真正的清静。

　　　　至于那些真和尚，真心修行之人，本身也不会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了，把那些寺庙财产交给政府没什么不好的。

　　　　在寺庙没有私产的情况下，国家会提供衣食住行，使他们能够更专心的投入到修持之中，更好的看破红尘、脱离苦海。

　　　　从国家层面来看，和尚不事生产，确实对国家没有太大的好处。

　　　　但是一个社会，必然有人迷恋红尘，有人看破红尘。对于那些看破红尘的群体，国家也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修行的条件。

　　　　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看破红尘。

　　　　历史上，民国那些叱咤一时的军阀们，亦有不少遁入空门。

　　　　孙传芳、段祺瑞、杨度……

　　　　这些人在纷乱的军阀战争过后，都陆续遁入空门。

　　　　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在民国初期就躲在家里修道去了，袁世凯请他出去当官也都是应付了事。

　　　　在这个喧嚣的工业时代，物欲愈加强大的后天社会模式下，中华民国更需要一个清静的修行环境。

　　　　此次空智大师还带来了十几位佛家高僧，以坐镇此次西藏佛教改革。

　　　　喇嘛教当初在明代能够说服蒙古部落首领信仰佛教，这自然是靠显现神通的方式，否则谁会信他们？

　　　　或者说，没有神通来忽悠那些蒙古部落首领，他们怎么可能接受喇嘛教的神权力量。

　　　　这些中土高僧自然也是有神通的，他们来到西藏，就是为了对付那些阻碍改革的和尚，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那些有神通的和尚，也许对付一两个人，也就是直接对付入侵者的首领还行，但是绝对对付不了国家暴力机器的碾压。

　　　　就和古代白莲教一样，尽管白莲教通过发展信徒，使他们能够借助这些信仰之力搞一些法术出来，信的人越多就越多人信，但力量有大小之分，精神力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与物质力量抗衡，但绝对挡不住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

　　　　一起前来西藏的，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摄影队，足由三百多名摄影师来到了西藏，他们的任务就是拍摄大量西藏宗教和一统治下的西藏社会惨状。

第022章　道教改革，册封国教（）　
蔓延的农奴场主、土司、寺庙叛乱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被镇压了下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报纸上鲜有报道。

　　　　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达到了西藏腐朽压迫阶级。

　　　　实际上，这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到处抄家，国防军通过镇压这场叛乱，收刮了八亿两白银。

　　　　当然，是藏两。

　　　　15藏两等于1银元。

　　　　相当于是收刮了将近2700万炎黄币，除此之外还有上百万两黄金，相当于将近1000万炎黄币。

　　　　还有大量珠宝玉器、裘皮等奢侈品。

　　　　总共的缴获，不少于六千万炎黄币，这基本上是西藏大部分的财富了，这次收刮当中，土司、寺庙遭到了全面打击。

　　　　土司是官僚阶级，没收财产。

　　　　寺庙是修持的出家人士，要钱也没用，以后国家养他们。

　　　　除此之外，贵族阶级有很大一部分人投靠了民国政府，很多贵族还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改革的。

　　　　“如果农奴都死光了，贵族也当不下去的。”其中一名贵族在之前的集会上这样说道，说服了一群贵族支持中华民国在西藏的改革。

　　　　这些缴获的财物，很快就被中华民国政府出售给财团处理掉了，让中央政府拿到了近五千万元。

　　　　这五千万元则被中央交给了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用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

　　　　……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也就宗教法进行了修改。

　　　　“我国宗教，必须具备自我修持、非极端的特性，不具备修持能力，并走向极端化的宗教，皆定义为邪教以与禁止……”

　　　　宗教法进行修改之后。则爱中华民国地区，也就只允许‘道教’、‘佛教’这两个宗教继续存在。

　　　　同时，就国教问题，中华民国宣布，将道教定为中华民国国教。

　　　　“道教起源于汉代五斗米教，经历张道陵改革，创建各种地方公益建设习俗，具备很强的教化意义。且道教之核心取自老子《道德经》，具备非极端的平和性质。再则道教是为本土所创宗教，因此中华民国将道教定义为国教。”

　　　　中华民国总统宋教仁在广播中发表了讲话。

　　　　以前中国拜什么呢？

　　　　拜孔子。拜关公、拜佛。

　　　　道教因为非极端性，竞争力不够强大，因而全面衰弱。

　　　　后世台湾一位研究学者找了一群异能人士来透视字体。这些异能认识看到‘佛’、‘耶稣’等字体时，不是直接看到字，而是看到一些很光辉的形象。

　　　　甚至是看‘关公’都有感应。

　　　　而看‘老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却非常微弱，看‘庄子’则完全没有。

　　　　那位台湾研究学者就给出了结论：神是存在的。

　　　　这个结论甚是荒谬。连光老二都有神光看到，庄子怎么会没有呢？

　　　　因而得出的真正结论就是，这些神光并非代表神是否存在，而是代表着有多少人去拜这些神。

　　　　拜的人多了，精神能量汇聚于宇宙能量场，那些神棍则像是无线路由器一样。把这些能量接收下来，从而可以治病救人。

　　　　这些宗教又通过这些神奇的手段，然后继续发展教徒。

　　　　只要宗教性质够极端。教徒所贡献的精神能量就越高，因为无时无刻都在祈祷什么的。

　　　　在后世，确实有很多神力的报道，如在基督教堂，神父带着一群教徒对着一名得了癌症的病人祈祷吟唱。结果就神奇的治愈了癌症。

　　　　这实际上也就是信仰之力。

　　　　就将道教定为国教的问题，中华民国也对道教进行了一些改革。道教用的是道家的理论，道家讲的就是‘隐’与‘不争’，核心上不够极端，自然无法和其他宗教相抗衡。

　　　　改革后的道教，加入了盘古、炎黄。

　　　　作为一个极端的宗教，一般‘唯一神’是最容易成功的，道教没办法搞唯一神。

　　　　因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本身就是非极端的，比较平和的。对于神的定义，中国古代圣贤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也不可能盲目崇拜某个神。

　　　　这也是为什么，外来的唯一神宗教在古代中国吃不开的原因，因为上层社会知道那东西是就是假的。

　　　　因此这次道教改革把女娲、炎黄加入其中，让教徒主要拜女娲、炎黄，从而将信仰能量汇聚起来，接着又靠这些神力使民众相信民族祖先炎黄依旧存在，同时提倡一些真善美，以教化民众。

　　　　而道教所拜的‘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李耳，则退居二线。老子作为成仙之人，本身也不会看重这些信仰之力。

　　　　如果老子李耳要这种信力，早就在春秋时就搞了。

　　　　作为一个智慧达到了那种程度的圣贤，不会不明白宗教的本质。

　　　　一个国家，特别是在资本时代，人的拜金思想是不断加深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春秋时期以来，到近代中国。

　　　　人是越来越鬼的，越来越物质化、现实化。

　　　　在从先天社会过度到后天社会的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还是很讲信义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充分信任的。

　　　　两汉时期的民风也很淳朴，上层阶级的道德素质也是比较好的。

　　　　越往后发展，统治阶级的道德素质开始不断下降，老百姓也越来越现实，脑子越越来越鬼。

　　　　这就是‘后天之道’的负面影响。

　　　　所以中华民国需要宗教力量进行教化，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有很大市场了，本土道教也可以趁机发展起来。

　　　　就中央将道教定为国教的决定，全国上下还是很支持的。

　　　　只有一部分受西方思想荼毒的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叫嚣着什么封建迷信残余，大力反对中华民国发展本土宗教。

　　　　但这些人的声音，被中央政府无视了，也被群众无视了。

　　　　另外还有一群人在反对将道教定为国教，那就是以康、梁位首的清末变法派。这群变法派人士是忠君思想非常严重的。

　　　　在清末革命当中，这群变法派还是一直在抱满清臭脚。

　　　　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

　　　　这群人是儒家残留。

　　　　古代儒家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好动，属阳。儒家保守为静，属阴。

　　　　从而使社会阴阳平衡，也就不会乱。

　　　　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满清入关时期，甚至想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行政，后来发现政令不通，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满清在使用自己的文字失败后。便立即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阉割。

　　　　精华的东西被阉割掉了，糟粕的东西保留了下来。

　　　　满清挖了这么一个大坑出来，导致近代时期那些对传统文化十分无知的热血青年们。盲目的认为，传统文化就全是糟粕，并以与全面否定。

　　　　满清时期的儒家，就是糟粕文化的产物。

　　　　偏偏康梁师徒，以及下面一群变法派人士还十分的‘自我感觉良好’。自诩才学可比孔孟，凌驾颜渊……

　　　　“我中国历代皆是以儒家为尊，立道教为国家，还不如立儒教为国教为好。”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对言论。

　　　　康有为直接就开骂了，“中央此举实在荒谬之极，我中华千余年皆习孔孟之道。自应立孔教为国教。”

　　　　儒家、儒教，这两者略有不同。

　　　　儒教这东西，确实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在古代，寒门士子肚子饿了就读圣贤书，以此充饥。

　　　　生病了，也看圣贤之书，以此养病。

　　　　这也就是孔教的信仰之力的作用。古代社会每个读书人都以儒家为尊，这些文章读多了。自然也形成了很强大的信仰之力，一定程度上为古代寒门士子提供了求学的帮助。

　　　　宗教之间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争夺信仰之力。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因为开化得早，有圣贤理论引导，因此这些宗教不容易忽悠上层阶级，儒家也不搞神棍骗人，所以宗教力量没有掌控国家暴力机器，因而在中国少有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