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桥到崖山-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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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也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种群，他们在必要情况下，的确可四海为家，哪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就会闹大…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住，自给自足。具体办法，王韶归纳出《和戎六策》。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熙宁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如让他当宰相，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王安石答“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一些所谓学者，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变法正式开始！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6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一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

　　　　9日，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去外地。皇帝不许。

　　　　1069年2月27日，一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全新部门成立。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这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份，一边呆着去！

　　　　熙宁变法正式开始！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从1068年4月4日、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到1069年2月27日变法正式开始，这期间有10个多月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相信他们的讨论也一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大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1那是个大秘密，就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举措如不建立在这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史书，不论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2变法的速度。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立意有关，更与它做法有关。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前提，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最终选择了急燥的做法，王安石要让国家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为最终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

　　　　3变法的涉及层面及具体法令。变法牵动的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

　　　　这三点讨论过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里，变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副宰相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将富弼提升为宰相，以他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而“制置三司条例司”也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即将提升的另一个宰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新党”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此时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的朋友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第一个人便是吕惠卿。这人在后来骂名满天下、举世皆知、遗臭万年，让新党、旧党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也加在王安石头上…（未完待续。。）

新党成员篇（）　
吕惠卿出身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在京城里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以此证明：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的失明了。只因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欧阳修在里面说吕惠卿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当时王安石是常州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普通属吏，欧阳修信里极力称赞吕惠卿，要王安石特别对待，这才有了两人的初步接触。

　　　　但公平的说，吕惠卿的受重用的确还是要归罪于王安石自己。人家欧阳修只是写信推荐了一下，而你呢？“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你还这样对皇帝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是你把吕惠卿提拔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位置上。那么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只能怪你自己！

　　　　不过还是要感慨一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认清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啊！再举一例：王安石从江宁府进京路上，曾回临川老家一次，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章惇、程颢、薛向、吕嘉问等…

　　　　苏辙是苏轼弟弟，嘉祐中举没多久，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回乡奔丧。守孝3年后。举族进京。就从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老苏成为一小小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制科不同于进士科。不常设。宋代制科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吴育）、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这时变法开始前，老苏己去世，所以大小苏如今在京城守孝服丧，苏轼任职于史馆。

　　　　说小苏，实话实说：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远不如他的父兄。但要论政治才能，小苏是最强的！最高官位当到了副宰相。比他哥哥苏轼强的太多。而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这时，成为王安石亲信手下开始起步…

　　　　章惇，哲宗朝大人物。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后，他是官场第一人、大宋独相。只是这时他还是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在历史上的骂名，有很大程度也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人家是苏东坡呢？大宋第一大才子怎会有错？错的自然而然就是章惇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两人曾结伴游玩凤翔府仙游潭。潭下万仞绝壁，只有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请苏轼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再转身返回。面不改色。而苏轼拍了拍他肩膀说“你日后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不要，别人的命又怎会放在心上”章惇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两人游玩，在一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真遇到老虎了，苏轼拨马就逃，章惇则叫从人敲起铜锣。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也许你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真是一胆气豪壮的爷们！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东坡居士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且他们还有理论，就是苏轼说的，现代社会也不断的会有人说——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会去爱别人？

　　　　所以，章惇什么都好，但是你最好别去惹他。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时，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说到宋朝的学术思想，就必定要说到理学。而说理学，就必定要说到他和他的弟弟程颐。随着时光流逝，二程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说起——周敦颐。

　　　　这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丽高雅的小品文《爱莲说》的作者。在当时就流传着些说法，说他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如王安石少年时曾带着自己名片，到周敦颐家去拜访。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于是才有了后来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教育啊！其实哪跟哪，无论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学术界也没把周、程等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1017年，原名敦实。因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所以改名“敦颐”幼年丧父，5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舅舅推荐下，他走上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可称道学，虽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