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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桥到崖山-第1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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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
熙宁4年（1071）1月3日，韩绛命种谔偷袭西夏。两人密谋出兵取横山。郭逵上奏“种谔狂生，今朝廷因种氏世家而用之，必误大事”韩绛为使种谔领兵不受掣肘，于是上奏朝廷，召回郭逵。而种谔也不负韩绛所托，大败西夏军，夺得罗兀城，以2万兵士守之。
2月1日，王安石终于重提旧事，再度向大宋朝的祖宗家法挑战！第6项新法——科举改革出台！规定从此以后，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这项新法一经实施，就标志着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大宋官场绝裂！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人才、新考试考出新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如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在自古至今所有官场，这都是不敢想像、也从没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创造一个思想统一、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8日，曾布被任命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作为王安石的死党，史称“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冯京、王珪两参政。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3月2日。西夏得大辽声援，举兵反攻，攻陷抚宁城及种谔新修筑的诸寨堡。3日，庆州守军兵变。种谔奉命平叛，罗兀城就此被西夏收复。21、22日，种谔、韩绛2人分别因此受罚。
4月18日，司马光在京城见了吕诲临终一面，接受了吕诲的临终遗言后，开始给皇帝写辞职信。请求赵顼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西京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史学大师司马迁《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同意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神宗朝的官场。他远远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盯着新党集团的一举一动。绝口不提国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静静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后退更是一种策略！
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被贬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从职务上说，开封府推官时只能算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文笔好一切都好。苏轼哪里都可以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于是苏轼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让王安石无法无天。曾公亮叹了口气说“上与安石为一人”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但请问，你是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且如你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在范镇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位壮士”范镇深沉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如没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轻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有前面的分析后，就会知道苏轼立场已越滑越远，彻底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王安石终于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你文章再好、声誉再高，你也不好对政府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于是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在大宋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5月10日，前御史中丞吕诲去世。
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新政还没实际公开，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那次著名的弹劾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皇帝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当知州。接着吕诲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后，他的愤怒真正达到了不共戴天！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他病了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但心病还需心药治，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改变，吕诲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终于，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命运。吕诲重病时，司马光在陕西的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突然间吕诲强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想见司马光当时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仁宗立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此时的王安石变法，两人政见惊人地一致。可说一直为着同一目标在奋斗。而现在的局面，可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则是胜利者。可临死前的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例子告诉司马光：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天下事还没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18日，诏许富弼在西京洛阳颐养。在司马光、富弼等人的号召下，西京洛阳渐渐成了与东京开封相抗衡的保守派的大本营…
22日，因当年辽圣宗亲征、不得不服从于契丹兵威之下，且因陆路被阻隔，43年不通中国的高丽国王王徽终于通过福建商人黄真，向福建转运使罗拯表达了自己心向天朝上国之心。这让念念不忘收复燕云的皇帝很是兴奋。之后王徽遣使走海路，在山东登州登陆后辗转进到开封城朝见宋神宗。大宋与高丽的关系在断绝了整整43年后又重新恢复。
本月，王安石将一位最不应得罪的好友给得罪了。事情起于他的保甲法在推行过程中的一些意外。竟出现了截指断腕以避丁者。开封知府韩维将此事上奏，却因此引起王安石的反感。韩维是赵顼还是颖王时的亲信，又是将王安石介绍给皇帝的大恩人。于公于私，王安石都不应做的如此决绝。当宋神宗要任命韩维担任言官之首的御史中丞时，韩维以其兄韩绛现在是大宋宰相、兄弟不宜并立为由力辞，王安石也力促其辞。后来皇帝又想提拔韩维进枢密院，也不果。终于韩维被赶出京城，出任襄州知州。
熙河前奏篇（）
8月21日，洮河安抚司成立，以王韶总领其事。
终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法令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为什么变法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与吐蕃、西夏、辽国的战争！
这问题表面上可用另一个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一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例子非常多，如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华、还有宋、辽、金的灭亡记…
所以这“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筹集军费！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它…
仔细研究变法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宋神宗，他朝思暮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步骤的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速成之法。而这就是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想成功的话，每一环节都不能出错！
这时，西夏的大梁后、梁乙埋姐弟已开始对河湟部吐蕃下手了。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与仍处在建国之初的强盛。去攻击分裂成散沙的河湟吐蕃部落，吞并是迟早的事！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还要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后再改革。那就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洮河安抚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
熙河开边即将开打！王韶要在真正开战前先树立起一形象。宋军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我们骑着马、举着刀、一路杀人，可我们非常可爱…
以这理念。王韶选中了第一个目标：在青唐势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龙珂。他部众有近20万人，另外在他领地里还有数字不详的羌人…
面对这样的异族人，以当时宋朝在当地的势力真空，王韶居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某天。他只带了几名骑兵，像游山玩水一样越过了国境，进入了吐蕃人势力的青唐，直接找到了俞龙珂，和他谈天说地。剖析吐蕃人未来，两人说得很融洽，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王韶当晚居然就留在了俞龙珂的营帐里，坦然高卧。直到第二天天亮…
天亮后，一切都解决了。他的口才，尤其是他的胆量让吐蕃人折服，俞龙珂答应举族归宋，从此做大宋的臣子！
纵观这件事，有人或许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就有宋朝人这样做过——青涧城的种世衡。老种相公当年能让青涧城变成西夏人的噩梦，就是迅速收服了附近羌人，用的手法和王韶这次的很像。
可那有区别，一来青涧城虽是初建，但终究在宋朝西北边疆内部，宋朝势力始终笼罩在那一片。第二，羌人不同于吐蕃和西夏，他们自从五胡乱华后就再也没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所以是墙头草。但俞龙珂是吐蕃人，他是河湟部吐蕃的贵族…
但后面发生的一件小事可看出王韶的本质。这人根本就不做没把握的事。俞龙珂去开封城面见宋神宗，在官职待遇都有了之后，提了一额外要求：听说包中丞是朝廷忠臣，请赐姓包氏…
包中丞是包拯。这位在正史里一般、野史里神仙的人物，是吐蕃人俞龙珂的偶像。神宗答应了他，赐了一名字，从此他叫包顺…
这说明王韶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之所以敢单骑去见俞龙珂，是看准了这人有大宋情结，可招降的可能性…
27日，王安石之子王雱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是标准的法家信徒，比其父走的更远。13岁时听别人讲论陕西军事，就力主收复，此时更是让父亲极力支持王韶。曾著策20余篇极论天下事，并将这些策论全都镂板印刷、在市场上售卖，这样的举动自然很容易引起皇帝的注意，又有邓绾、曾布等新党骨干的力荐，虽有执政之子不可参与政事的严规，但王雱仍被任命成经筵官，以讲书的方式来影响皇帝…但王雱实在是一法家的忠实信徒，据说曾对父亲王安石说过这样的话“但将韩琦、富弼二人枭首市曹，何患新法不行”公然挑战大宋‘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也更激化了新旧党之间的矛盾…
本月，黄河再次在澶州的曹村大决口。州帅刘涣紧急将此灾情告知百里之外的程颢。程颢一夜飞驰，到达现场后对刘涣道“此次大决口，京城都将有危险。事急从权，请将本州厢兵尽数调发，随我抢险救灾！公可亲率禁军做我后备”刘涣亦当即以印符授之“君自用之”程颢一得到印符，马上召集全体厢军“朝廷养尔等，正为此事！曹村决则京城危！今我与你等同甘共苦，不堵住这黄河誓不罢休”日以继夜的奋战下，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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