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少年,算命伐？-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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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说众诸侯分屯洛阳。孙坚救灭宫中余火，屯兵城内，设帐于建章殿基上。坚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凡董卓所掘陵寝。尽皆掩闭。于太庙基上，草创殿屋三间，请众诸侯立列圣神位，宰太牢祀之。祭毕，皆散。坚归寨中，是夜星月交辉，乃按剑露坐，仰观天文。见紫微垣中白气漫漫，坚叹曰：“帝星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言讫，不觉泪下。

　　　　傍有军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起于井中，”坚唤军士点起火把，下井打捞。捞起一妇人尸首，虽然日久，其尸不烂：宫样装束，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视之，乃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傍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坚得玺，乃问程普。普曰：“此传国玺也。此玉是昔日卞和于荆山之下，见凤凰栖于石上，载而进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令良工琢为玺，李斯篆此八字于其上。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洞庭湖。风浪大作，舟将覆，急投玉玺于湖而止。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华阴，有人持玺遮道，与从者曰：‘持此还祖龙。’言讫不见，此玺复归于秦。明年，始皇崩。后来子婴将玉玺献与汉高祖。后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将玺打王寻、苏献，崩其一角，以金镶之。光武得此宝于宜阳，传位至今。

　　　　近闻十常侍作乱，劫少帝出北邙，回宫失此宝。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坚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当托疾辞归。”商议已定，密谕军士勿得泄漏。

　　　　谁想数中一军，是袁绍乡人，欲假此为进身之计，连夜偷出营寨，来报袁绍。绍与之赏赐，暗留军中。次日，孙坚来辞袁绍曰：“坚抱小疾，欲归长沙，特来别公。”绍笑曰：

　　　　“吾知公疾乃害传国玺耳。”坚失色曰：“此言何来？”绍曰：“今兴兵讨贼，为国除害。

　　　　玉玺乃朝廷之宝，公既获得，当对众留于盟主处，候诛了董卓，复归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为？”坚曰：“玉玺何由在吾处？”绍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坚曰：“吾本无之，何强相逼？”绍曰：“作速取出，免自生祸。”坚指天为誓曰：“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众诸侯曰：“文台如此说誓，想必无之。”绍唤军士出曰：“打捞之时，有此人否？”坚大怒，拔所佩之剑，要斩那军士。绍亦拔剑曰：“汝斩军人，乃欺我也。”绍背后颜良、文丑皆拔剑出鞘。坚背后程普、黄盖、韩当亦掣刀在手。众诸侯一齐劝住。坚随即上马，拔寨离洛阳而去。绍大怒，遂写书一封，差心腹人连夜往荆州，送与刺史刘表，教就路上截住夺之。

　　　　次日，人报曹操追董卓，战于荥阳，大败而回。绍令人接至寨中，会众置酒，与操解闷。饮宴间，操叹曰：“吾始兴大义，为国除贼。诸公既仗义而来，操之初意，欲烦本初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固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制其险要；公路率南阳之军，驻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深沟高垒，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绍等无言可对。既而席散，操见绍等各怀异心，料不能成事，自引军投扬州去了。公孙瓒谓玄德、关、张曰：“袁绍无能为也，久必有变。吾等且归。”遂拔寨北行。至平原，令玄德为平原相，自去守地养军。兖州太守刘岱，问东郡太守乔瑁借粮。瑁推辞不与，岱引军突入瑁营，杀死乔瑁，尽降其众。

　　　　袁绍见众人各自分散，就领兵拔寨，离洛阳，投关东去了。

　　　　却说荆州刺史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乃汉室宗亲；幼好结纳，与名士七人为友，时号“江夏八俊”。那七人：汝南陈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同郡张俭，字元节；南阳岑咥，字公孝。刘表与此七人为友；有延平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为辅。当时看了袁绍书，随令蒯越、蔡瑁引兵一万来截孙坚。坚军方到，蒯越将阵摆开，当先出马。孙坚问曰：“蒯异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既为汉臣，如何私匿传国之宝？可速留下，放汝归去！”坚大怒，命黄盖出战。蔡瑁舞刀来迎。斗到数合，盖挥鞭打瑁正中护心镜。瑁拨回马走，孙坚乘势杀过界口。山背后金鼓齐鸣、乃刘表亲自引军来到。孙坚就马上施礼曰：“景升何故信袁绍之书，相逼邻郡？”表曰：“汝匿传国玺，将欲反耶？”坚曰：“吾若有此物，死于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我听信，将随军行李，任我搜看。”坚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觑我！”方欲交兵，刘表便退。坚纵马赶去，两山后伏兵齐起，背后蔡瑁、蒯越赶来，将孙坚困在垓心。正是：玉玺得来无用处，反因此宝动刀兵。

35。少年，算命伐（）　
在古代，传统的印刷方式制约了出版规模，那时人们也不甚讲究版权概念。om诚然，经济利益受损害的书坊主对盗版会深恶痛疾，但这一般并不被视为恶行，它在法律上更未被禁止。有的作者认为，作品被翻版正说明自己的才华受到众人赏识，他们甚至对这种扩大作品影响之举心存感激。在进入近代后的很长时间里，情形依然如此。道光年间，梁恭辰著成劝戒近录，他在序中写道，辛苦著成后，“尤不愿人束之高阁”，于是便自费刻印，“分送远近”。梁恭辰并无牟利算计，而只是怕读者不多，传播不广。后来他得到书被盗版的消息，认为是值得高兴的好事，而将它写入劝戒续录的序中：“不数月，而吴门遂有翻刻袖珍本出。”那本劝戒续录行世不久也被人翻刻，梁恭辰在劝戒三录的序中又郑重记载：“岭西亦已有翻本。”梁恭辰接连著录书被翻刻事，意在证明大家都欣赏自己的著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远哉”。叙述时所用“不胫而走”四字，很能显示他的沾沾自喜。在道光年间，像梁恭辰这样的注重名声而忽略金钱的士大夫还不少，其实就是到了光绪年间，仍有些人专意于创作或翻译，脑中根本没有权益保护的概念。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借以抒发丧妻之痛，译成后也只是自费刻印一些送同人欣赏而已。当昌言报馆向他收购版权时，林纾大为惶恐，担心收下钱会妨碍自己的名声。昌言报馆根据林纾的要求在报上刊载广告：“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1后来林纾翻译得多了，对出版界情况也渐了解，受环境影响的他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版权，对稿酬的要求也毫不客气，不过这已是光绪末年的事了。

　　　　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om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2。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3，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4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当时翻刻情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仅售一元。书价差距如此之大，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

　　　　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集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光绪元年，应申报馆请求，王韬将集遁窟谰言交其出版，谁知“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闲谈消夏录，竟是将遁窟谰言与朱翊清埋忧集“编撮成书，借以弋利”5。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弋利”，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王韬自然很不高兴，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在今天看来，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由此推断，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

　　　　光绪十年，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集淞隐漫录，议定先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点石斋画报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上刊载了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的销售广告：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以数十年之阅历，数万里之遨游，所见闻之侠女高人、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白屋书生，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无不曲意描摹，正所谓长篇不嫌长，短章不嫌短者。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这部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中已被连载的内容。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讨，花了大价钱方得到淞隐漫录书稿，点石斋画报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可是按广告所言，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申报馆计划先连载，保证点石斋画报的销售，然后再结集出版，再获取一次利润，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强抢它计划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