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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绅弄鬼-第4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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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宣教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元始三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虽然他最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但终究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
但或者在他看来，个人荣辱在人道天堂面前无足重轻。以“天”为主的神权治政宗旨，它贯穿了尧、舜、夏、商时期；而儒家以“德”为特征的德治宗旨，在夏、商时期，德与治尚未结合，到周初才开始合二为一，并形成“敬德保民”宗旨。在《虞夏书》和《商书》篇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即人对神秘莫测的“天”由衷的崇拜和发自内心的惶恐。无论帝王还是臣民，一说到“天”，即肃然起敬、尊崇顶礼。在《尚书》中，“天”除用以指自然外，均为有意志人格的“神”，和上天、上苍、上帝、天帝之意相同。天不但能主宰一切，而且还有好恶之能。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宗旨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当天眷顾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当天抛弃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国家必须迎合天意才能生存。人，当然更是如此。《尧典》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节气历法、按时播种，都是按上天旨意做的；王朝秩序、伦常次序、尊卑等级之礼，官员的任命以及对人犯的惩罚，也都是上天的旨意。“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事五用哉！政事懋哉！”所谓《皋陶谟》随着王朝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的宗旨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看似根深蒂固的“天命神权宗旨”，开始出现了动摇。在商汤灭夏时，即有人提出质疑：“依天命而言，商汤怎么能以武力灭夏呢？夏不是受命于天吗？天命不是永恒的吗？”。于是，商代重臣伊尹在总结历史教训时，首先提出了“天难谌，命无常”所谓《咸有一德》的严肃而尖锐命题。商末周初，王朝动荡不安，人民饥寒交迫，原来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宗旨受到了极大冲击。《微子之命》中说：“小民方兴，相与为敌仇。”民众不再坐以待毙，相继发起斗争。而且“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人们偷吃了祭品，按说是要遭受天灾的，但却平安无事。明显表达出对天命论的蔑视。可见，天命宗旨的群众基础已经开始丧失了。商朝的灭亡，为天命宗旨的破产划了一道界线。帝乙之子帝辛，即商纣王，自诩“有命在天”，不听士大夫谏阻，提拔寒门，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一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自己逃到鹿台的下场。周朝的上位者接受上述教训，认为“只事天而不应民”，不适应王朝发展的需要。要想治理好国家，只有推行“德政”，客观上达到“保民”的效果，才能获得民众的信认和拥护。因为“德”与“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就是“保民”。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否则就会像纣王一样由受命转化为坠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所谓《蔡仲之命》《尚书》中对“德”的要求，大致可分为有三种：一是保民、养民。《大禹谟》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治政完善就是德，治政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盘庚下》中又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上位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为什么上位者要反复强调保民、养民呢？原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所谓《皋陶谟》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王朝稳定，更好统治。二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标准。《大禹谟》中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大禹勤俭、谦虚、不自伐，受到民众的拥护，才选他作了君主。《皋陶谟》把德分为九种，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级的官。遵守、修养品德，要以善为导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所谓《咸有一德》还要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所谓《君陈》同时，还要做到庄重恭敬、注重细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所谓《旅獒》三是用贤。在《尚书》中，贤、德是不分的。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贤德兼备，圣君是政权巩固、国家兴旺的先决条件。但只有圣君也不行，还要有圣臣，有君有臣才能政体稳定，国富民安。《说命》中说：“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冏命》中又说：“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大禹谟》中还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任贤勿贰。”他们还发明了一系列选贤的方法，如夏的“三宅”、汤的“三俊”、文武的“三有宅心”、“三有俊心”等。《立政》总结夏、商、周择臣的经验教训：“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其标准即贤德。文王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完成剪商大业，就是因为他实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罚的施政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所谓《康诰》作为文王的继承者，要想保住国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着文王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所谓《君姡А凡⑶沂笔奔斓阕约旱牡滦校巴蹙醋魉豢刹痪吹隆！彼健墩仝尽纷魑鳎欢贤晟谱晕遥荒芴巴枷砝帧！把瞎б罚烀远龋蚊耢缶澹桓一哪！彼健段抟荨分挥姓庋拍芫奂捎弥腿耍构页ぶ尉冒病！安槐υ段铮蛟度烁瘢ξ┫停蚪税病！彼健堵瞄帷吠保挂龅奖Ｃ瘛！巴跤ΡＲ竺瘢辔┲逭烀餍旅瘛！彼健犊第尽肪髦挥懈┧秤咔椋宀烀裥模叻秸氩拍芎虾跏币耍虾跆煲猓喜圆呕岚镏裨蚓鸵灼７彩巧ネ龅墓遥挥幸桓霾皇且蛭У掠凶锒簧喜猿头５摹！拔┨觳活幻髫实拢菜姆叫〈蟀钌ィ璺怯写怯诜！！比绱酥种郑逭咔О倌昀吹那捌秃蠹蹋衔徽卟坏貌皇┬小暗抡保淙皇俏俗陨淼睦妫钪找源锏焦陶ǖ哪康模裰谠凇暗抡被肪持腥茨芑竦靡桓鼋虾玫纳婵占洌谝欢ǔ潭壬细纳屏松孀纯觥Ｖ豢上В趺Р阶犹蟆�
康有为认为“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故撰《新学伪经考》一书。书中又称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朝六经博士所读儒家足本，并无残缺。而且孔子所用的字即秦汉时的篆书，根本无今文、古文之目。《新学伪经考》其实是再一次托古改制，一经出版即造成轰动。光绪二十年遭朝廷降旨以“惑世诬民”为由加以毁版。戊戌变法中再刻，戊戌变法失败又遭朝廷降旨毁版。庚子事变，满清朝廷再次降旨毁版。
西晋永嘉之乱，大量古籍流失，今古文《尚书》随之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突然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书写、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序共五十九篇。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以《书》经的地位确立并流传开来。唐代儒学地位衰微，唐玄宗天宝年间，尚书郎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纠错多处。开成年间将改后的今文本刻在“唐石经”中，成为版刻本之祖。经学大家孔颖达据此撰写了《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期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所谓“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期刻在《十三经注疏》中。通过隋唐间孔颖达整理国故，在中唐之后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再次复兴儒家，尊敬孟子为亚圣后的儒家各派祖师，对经文的纷争采取淡化的态度。儒学才重新因为韩愈的原道复古回光返照。可惜从唐代起，开始有人对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置疑，至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经元代吴澄、明代梅⑶宕秩翳澈突荻暗热说难厦芸贾ぃ詈笈卸ㄆ渲卸迤拔惫盼摹渡惺椤贰保翱装补笔恰拔笨状保帽臼簟拔笨妆尽薄５笨妆局兴４娴慕裎摹渡惺椤范似词巧讨芪南椎奈ㄒ灰糯妫羌涔蟮奈南鬃柿稀�
宋儒大兴，一前一后以王荆公新学、二程洛理学为魁首，不过横渠关学、梅花易理象数学、涑水司马虚天学、三教纵横的蜀学、也是割据一方，而从宋儒延续到明儒的理学与心学互不相容，为双方调和的南宋经世婺学与曾经三足鼎立的考据事功学已衰败。这些儒者拥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他们的意志力绝非常人可比，由于意识到了自身的缺点，儒者对修身的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可惜物极必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就是儒家利用六经篇章，哪怕是故意误读，都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以皇帝天人感应神祗的新学三不畏、跟墨家相似的关学气学、专修卜筮的象数学、注重历史的涑水、学习纵横传承的蜀学三苏都败在朱子理学的手中，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凭借极端的秩序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南宋后来出现博览众家的杂家婺学、以经济为中心的考据事功学、都无法动摇理学的地位。
直到在土木堡之变后，意图以内阁相权架空皇权的儒家势力需要摆脱理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纲伦，阳明心学由此崛起。所谓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言语中的浩然正气，面目中的无比仁爱，再借以强大皇权之力，使儒者倍受人们的尊敬，成为古代的微博大v，养成了东林这样的怪物。清学起而代谢，以实证为功夫，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与这种代谢相伴而来的汉宋之间相为消长，最终使儒学的义理一面在久盛之后为考据所压倒。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从精神上改变了一代士人的貌相。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荡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
虽然科举的回归让各种思潮复苏，不过在清代因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又实行了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封杀，儒家势力实质上慢慢消亡，儒生逃避现实的态度，让与过去古文经学相似的朴学出现，最后因为被外国入侵而打破清朝的封杀，让桐城派等儒家分裂成新一代的经学之争，不过都因为无法摆脱过去的秩序而消亡，儒士渐渐地被驯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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