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些事儿-第3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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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兄有何建议？“

　　　　“宇文兄，在财政方面。你是专家，人皆知晓。我也是很佩服的。但说到弹劾官员，那可是一门大学问。你说是吧！“

　　　　宇文融怕再被鄙视，不敢多话，只能点头称是。

　　　　（今日两更，第一更）

　　　　“要弹劾，首先要先想好，我们找谁来出面弹劾，才能让这个弹劾看起来名正言顺，不会只是私人恩怨或是人身攻击，这些人如果跟张说有过节最好，他们会全力进行到底，但又不能太明显，以免被说是夹怨报复。“

　　　　“其次，就是弹劾的罪状是什么？……“

　　　　宇文融忍不住插话说：“我们只要把张说或是他亲信的罪状找出来就可以弹劾他了，不是吗？“

　　　　李林甫忍不住又用鄙视的眼光看了一下宇文融，然后说：

　　　　“也不完全是，重点是我们要想清楚哪些事是皇上最在意最忌讳的，如果能够弄清楚这一点，就算证据有些薄弱，也可达到很好的效果……“

　　　　李林甫话还没讲完，宇文融兴奋的喊道：

　　　　“李兄，我知道了，我们针对皇上最在意的事，栽赃给张说，然后上书弹劾……“

　　　　李林甫这下连鄙视的力气都不想花了，为了节省力气，他打断宇文融。

　　　　“只是栽赃，刚开始皇上会很生气没错。可一旦水落石出，不但张说没事，我们弹劾的人还会吃不完兜着走。宇文兄，须知弹劾的最高境界就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实合一”，什么是虚呢？就是我们要找到皇上很不满很忌讳的事来弹劾他，但是不用实打实的，只要若有其事，或是有些蛛丝马迹，就足够了。什么是实呢？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些罪证确凿的事，这些事，不一定要张说本人所犯，只要是其亲朋好友，亲信门人所为即可。皇上看到虚的事情，心里已经先动怒，然后我们再给他看实的事，罪证确凿，皇上必然认为虚的部分也确有其事，然后就会进行处置，这样一来，张说就在劫难逃，就算没有入狱，大概也免不了被贬出京城或是免职，这样一来，宇文兄你的心愿就达成了，不是吗？哈哈！哈哈！“

　　　　宇文融听完，只感到毛骨悚然，一点兴奋之情也没有。他心想，还好我不是他的敌手，否则，我大概也在劫难逃了。

　　　　在李林甫这个大师级斗争高手的规划下，一个完美的弹劾计划很快的就成形了。

　　　　首先，在提出弹劾的人选上，由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联名上奏。

　　　　后面两人我们很清楚，那崔隐甫又是谁呢？

　　　　崔隐甫此时正是宇文融跟李林甫名义上的上司。也就是御史台的正长官：御史大夫。而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计划，因为他跟张说结有梁子；多久以前呢？不久。就两个月前。

　　　　原来在开元十四年二月的时候（也就是“十诠”事件如火如荼的时候），崔隐甫原本担任河南尹。李隆基有意调他回长安担任要职。但是张说却在皇帝面前说，崔隐甫不懂文学，不适合担任文职高官，建议任命他为金吾大将军，但皇帝不同意，折中之下，就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

　　　　崔隐甫对张说在中间搅局非常不满，因为他原本期待自己能当上宰相，现在当了御史大夫。位置虽然不低，但并无实权；另外张说讲他不通文学一事更是令他愤恨不已，唐朝是诗的国度，在很多场合都要写诗，如祝贺，送行，筵席等，张说这么一说，如果外传出去。他岂不颜面扫地，以后哪敢有人再请他写诗！所以宇文融他们要弹劾李林甫，崔隐甫自然义不容辞地参加了。

　　　　开元十四年四月四日（时间有安排喔！还真完美，三个四。摆明就是要致张说于死地！），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联名上奏，弹劾张说。罪名有三项：

　　　　（一）：招揽神棍看星相及占卜。

　　　　（二）：跟和尚道士讨论国家大事。

　　　　（三）：张说亲信张观/范尧臣倚仗张说权势“市权招贿，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

　　　　这三项里面。前两项乍看似乎无关紧要，事实上最是切中要害。因为这两件事都暗示着张说有不臣之心，而张说现在就位居官员最高的位置，想要往上一步，还能走到哪里？自然是那个唯一的宝座。其次，张说本人有前科，他上次被贬（参考第四章）就是因为姚崇在李隆基面前暗示他跟亲王搅和在一起，可能有不臣之心，这次用类似的罪名来罗织其罪状，李隆基岂有不疑心之理。

　　　　第三项却是实打实的铁证如山，张说的的亲信确实有做那件事，至于是否“擅给”，张说是否指使或知情，当然是另外一件事了，但只要有司一查，这件事必然是铁证如山，无可否认。

　　　　我们不得不佩服李林甫确实是陷害人的大师，几件不起眼的小事，在他的策划下，竟然能编出这么天衣无缝的一张网。至此，我完全能理解宇文融为何会有不寒而栗的感受。

　　　　另外，需要三个人联名上奏一事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三个人是御史台的最高正负长官，三人联名上奏就表示这是御史台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一个人的意见；再者，弹劾本来就是御史台的职责所在，就算最后查无实证，也不能太怪罪御史台的官员，只能说他们误听人言而已。

　　　　奏章一上，一切如李林甫事先料定，李隆基被刺激的大怒，命令金吾大将军带兵围住张说的府第（这阵势简直像是在处理谋反的案件！），并指派侍中兼宰相源乾曜，御史大夫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圭四人组成审问团在尚书省审问张说。案发后，张说的兄长，左庶子张光前往朝堂“割耳称冤”，但也无济于事。

　　　　这时，高力士因为陪伴在李隆基身旁，就提醒皇帝说：“

　　　　“张说为人刚愎自用，下面的人仗其权势，行为不端，或许是有的；但想要有不臣之心，应该是不至于。如果逼的太急，万一张说自杀，恐怕对陛下的声誉有影响。”

　　　　李隆基这时比较冷静了，觉得高力士的进言不无道理，于是派高力士去查看张说的情况，高力士到了张说家，只见张说蓬首垢面，坐在一张草席上待罪，家人吃东西也只敢用瓦器吃饭，高力士看了也很不忍，于是回到皇宫后就向皇帝据实禀报。

　　　　李隆基听了高力士的禀报，心中也觉得哀戚，又想到张说对国家有过大功，就指示有关单位从宽处理，最后把罪名集中在张说亲信及跟他们来往的一些人身上，对于张说，则只是免去其中书令的职务，同时不再兼任宰相。

　　　　这样的结果，出乎御史台“告状三人组”的意料；不过他们对后续行动的看法，有些不同。

　　　　对崔隐甫与宇文融来说，他们已经跟张说势同水火，所以坚持要继续斗争！

　　　　对李林甫呢？他觉得有必要再好好想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

　　　　于是李林甫决定闭门谢客，关在家中思考了一天一夜，最后得到了三个结论。

　　　　第一：自己的理论虽然没有问题，但实务经验显然还要精进，漏算了高力士这个“x”因素，以后要思考得更周全一些。

　　　　第二：自己不需要再掺和到跟张说的斗争中，一来自己跟张说并无直接冲突，二来自己如果继续跟进，则会被贴上宇文融同党的政治标签，对自己长期发展不利。

　　　　第三：宇文融他们必然会跟张说持续斗争，这没什么不好，一旦他们两败俱伤，反而会空出好多位置来；至于自己，现阶段应该想办法离开御史台这个是非地，到像尚书省的“六部”之类的实业单位去发展，并取得绩效，当以后空出位置时，自己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李林甫主意一定，于是不再参加“三人组”的活动，而且开始四处活动，很快的就找到一个机会，跳槽当上了刑部侍郎。

　　　　李林甫不参与，崔隐甫跟宇文融就麻烦了，没人策划方案还是得继续斗争啊！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上，继续找事攻击张说一党。

　　　　张说这边虽然略有损伤，但毕竟已经缓过气来，所以其党徒也不甘示弱，予以猛烈还击。

　　　　由于双方都没有高手助阵，所以打的虽然很热闹，但是没有一次是命中要害，只能说是一场混战。

　　　　这边打的热闹不打紧，那边有一个人却受不了了，他就是皇帝李隆基。

　　　　李隆基在下面这群人几天一个奏章，互说对方不是的骚扰下，感到很是烦闷。他想，再这样下去我正事还干不干了，干脆把你们全调走省得心烦。

　　　　于是，开元十五年（公元227年）二月，皇帝下令，命张说致仕（退休），崔隐甫免官侍母（其实就是免职，说好听一点回家孝顺母亲），宇文融出任魏州刺史，三个人同时离开朝政中心，李隆基终于可以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了。

　　　　张说、崔隐甫都已经不当官，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宇文融出任魏州刺史却不是一般的外放那么简单，乃是皇帝精心的安排。（。。）

第18章　【唐明皇18】（）　
从开元十五年二月到开元十六年秋天，宇文融外放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半。期间，他除了担任魏州刺史外，后来又兼任汴州刺史。

　　　　原来，唐朝因为缺乏省一级的机构（虽然有道，但没有固定的机构与官员），后来形成一种惯例，大州刺史兼任整个道的事务，而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刺史通常监管整个河北事宜，而汴州（河南省开封市）刺史则监管河南，所以宇文融虽然离开京城，但其实是到前线直接去督导业务，而且其业务范围除了原来的“检田”“括户”“赋税改革“三项之外，还增加了”救灾“及”漕运“两项。（一机多用，这样的人才老板最喜欢；省油、耐操、c/p值高）

　　　　在外面的这一段时间，宇文融除了担任两州的刺史外，中间也兼任了一堆的职务，如河北宣抚使，河南采访使，江淮转运使，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甚至还兼户部侍郎等，也间接的证明了我前面的说法。

　　　　这一段时间，宇文融再度发挥了他在经济领域的长才，做出重大的贡献。

　　　　过去发生水灾时，沿河诸州只能是发文给中央，然后静待中央指示，期间没有马上采取应变措施，常常造成灾害的扩大；中央在接到命令后，也只能居间协调各部门，但救灾牵涉到户部（财政）、漕运（运输）、钱粮输出州县、灾区州县等多方配合，往往费时费力，成效不彰。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河北大水灾，在宇文融的统筹下，很快的将江淮地区的粮食运抵河北灾区，其数量达到一百余万石之多。拯救了大量的灾民，李隆基深感欣慰，于是在当年秋天（八月或九月）。宇文融大功告成之后，诏令他返回京城。

　　　　宇文融回京后。官任鸿胪卿及户部侍郎，这时他主要的工作是税制改革及开辟新财源，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不错的成就，所以在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宇文融被升为黄门侍郎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跨入宰相的行列，宇文融也在此时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高峰。

　　　　在这时候，李隆基对朝政的安排是这样布局的。首先。三位元老：源乾曜/宋璟/张说分别被安排到品极高但比较没有实权的位置，用来稳定朝政。其中源乾曜担任太子少傅，宋璟担任尚书右丞相，张说担任尚书左丞相。

　　　　在处理实务的宰相人选上，萧嵩为中书令遥兼河西节度使，主管军事方面；宇文融主管财政；裴光廷为中书侍郎，主管人事行政，应该说这样的安排是比较合理的。

　　　　但合理并不表示就没事，问题常常不是因为“事“而产生，更多的是因为人。

　　　　首先是宇文融自己做人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在部长level及以下的位置上，你可以是只是某个领域方面的专家，例如理财专家。治河专家，军事专家，只要你上面有人罩着，努力发挥专业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当到了宰相的位置，那你肯定要是做人的专家。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罩你，相反地，你还要负责罩很多人。

　　　　（连载更新）

　　　　宇文融的不幸就在于他是处理事情的专家，但不是做人的专家。

　　　　所以在升到到宰相的高位后，他的问题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全部被看光，大家都知道怎样攻击他。

　　　　首先。宇文融升迁太快，太过自满。他刚当上宰相时，就信心满满的对左右夸口：“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可见其心态已经不太平衡。

　　　　其次，宇文融用人不分党派，喜爱与人交游，乃至呼朋引伴酣饮，而这些人如果行事有亏，宇文融就不得不被牵连上。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件事，宇文融对自己做的事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