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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那些事儿-第4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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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封诏书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亲情，其中有对李倓品德、智识、谋略、勇武、丰功伟绩的讴歌，更有李豫对手足情谊的眷恋与追思。
如此款款深情的确令人为之动容，对三弟的后事也可谓隆重到了极点。看来，三弟之死的确在他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但实际上，这些很过头的举动（他的追封、追谥过于不合逻辑）更使这件事扑朔迷离。
因为这样大张旗鼓的平反，一方面等于在向天下人诉说父皇的冷酷绝情；另一方面，从唐朝历史来看皇帝对兄弟无非追赠太子之号，谥为帝则少之又少。
过分便似矫情，更难免令人怀疑其中另有隐情。而且，追谥的诏书写得很值得玩味：“我德薄功少，很惭愧地登基，没来得及让位给太弟。”
这种不该表白的表白，等于间接承认了三弟李倓也有即位的实力和资格。李豫为什么一再追封李倓，而且追封规格如此之高？
又为何对其如此盛赞，难道仅仅是出于手足情深，或是他真的认为三弟死得太冤枉？
如果真的像史书所说的冤情，那也主要是他父亲李亨造成的，他没有必要对亡弟超出寻常地大加恩宠，除非是他心中愧疚！这是一种成功后的负罪感，或是根本就是做作。
假如李倓真的有杀兄夺位的图谋，借鉴玄武门之变的教训，李亨处死他并不为过。
但问题在于，史书对于这么“重大的案情”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对李倓之死的前因后果也是讳莫如深。这种没有详尽、确凿的证据的揭发，倒真的很像“莫须有”的诛心之论了。
反倒是反证不少。当李泌力谏李亨不要让李倓当总司令时，他不发怒反而谢李泌，并一直与李泌情深义厚。而作为核心当事人的李豫即位后，还给弟弟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可见所谓的“加害”绝对是无中生有的。
蹊跷的是，李亨居然对一两句空话信而不疑，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最能干的三儿子痛下杀手！李亨并非昏君，他是有些心机的君主。
身为太子时，接连挺过李林甫掀起的3场大狱而不倒，后来又不动声色地发动马嵬之变、北上灵武另立门户，都是极好的说明。
在关系儿子生死之际，他怎会偏听偏信，也不找长子李豫核实一下呢？
皇家当然历来不讲骨肉亲情，但问题是李倓在马嵬之变时有头功，其后又一路血战护父，无疑是李亨众多儿子中最英武不凡、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一个。（未完待续）
第28章 【暴风骤雨6】（）
要么有极其有力的证人证言，证实“李倓害兄”事态的严重。但张良娣和李辅国，都是空口白话，有什么力度呢？那么，最有力的证人证言莫过于涉案当事人自己——李豫！
人命关天，李亨找到所谓的“被害人”李豫了解情况是最起码的。假如李豫竭力为弟弟辩白，即便父亲将信将疑，也最多训斥李倓一通而已，何至于要虎毒食子呢？
所以，李豫和父亲的一番话，便成为李倓之死的关键细节了。
从结果看，李豫的“证言”，极有可能做实了张、李二人的揭发，对李倓做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即使他没有落井下石，至少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地促成父亲痛下杀手！
李豫和谋害三弟的李辅国微妙，也能说明他在这一冤案中的嫌疑。以嫡长身份、凭军功得宠的李豫，为什么一直对李辅国畏之如虎、尊为“尚父”，并且在将其暗杀后还尊其为老师（太傅）。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他
极有可能当年有很大的把柄握在李辅国手中。这样的把柄能是什么呢？李豫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角色，其机心之深，超过父亲。他能屈能伸、善忍善伏，手腕灵活、足智多谋，是刘备一类以柔克刚人物。中唐“四大权奸恶人”（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元载）都先后为其所用，又都无一例外地被他以不同手段一一收拾，其智谋不言自明。
李豫、李倓虽非一母同胞，却一直兄弟情深。即位后的他，很快为弟弟平反、追封，但这于事何补？
显然，九五之尊的吸引力。使得父子、兄弟相残，李豫也没能例外！
平心而论，后来的李豫并不算个坏皇帝。让人难生恨意。但在建宁王李倓之死中，多条线索都将矛头指向了他。即使他并非主谋元凶。至少也是个从犯。
人情世故，箭在弦上，这也是无法可想之事。谁让安史之乱之时，也是人性大爆发之时呢？
试问，要是李豫即位时李倓还活着，他能对三弟那么“好“吗？对此，我们深表怀疑。
其四，李倓政治经验不足
马嵬之变后。正是在李倓的分析和劝诫下，李亨一行才决定舍甘肃（河西陇右）而去宁夏（朔方）。
一路上他身先士卒、战功卓著，在军队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敌军对他闻风丧胆。李亨渡渭河时，李倓每天身经上百场战斗，勇不可挡。
每当父亲到了吃饭的时间还饿着肚子时，他都心疼得直哭，李亨非常感动。
李倓的这些忠孝行为，无论是发自内心，还是表面的作秀。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因为他既获取了父亲的信任，又也赢得了将士的爱戴。在这种情况下，李亨对于接班人的问题。就不可能没有犹豫过。因此到灵武之后，李亨曾有意让他做武装部队司令。
要不是有李泌这位奇人，这两兄弟差一点就走了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老路。但代价竟然是李倓身死，为兄长让路。
李豫是长子，其地位轻易无法动摇（长子就有这点儿优势，唐朝虽然宫廷斗争频繁，但是每次要动长子都会有一番风波），而支持他的李泌又很得李亨的敬重。
正直而富有才干的李倓，政治经验不足。对于即将到来的阴谋没有警惕。
于是，当他成了众多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时。危机四伏而不自知。
遭逢乱世的李倓，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干。但历史给他表现的机会实在不多。
首先他没做成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其次他没过多久就死了，最终没能等到回长安。
如果他能活下来，也许后来还会有一番作为的。李倓所欠缺的，实际就是野心、政治谋略和人脉。
李倓没有野心（或者野心不明显），在不涉及权力时和兄长李豫感情深厚。
不过唐朝弟弟谋害哥哥的事太多，李亨这么绝情恐怕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以英武优秀又像极了年轻时李世民、李隆基的李倓，显然能力和口碑都在有些“庸懦”的李豫之上。
按常理推断，值此乱世李倓要是有心，夺位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加上年轻气盛的他口不择言，很可能说过一些心高气傲没太把兄长放在眼里的话。
于是，再经“有心人”（张良娣、李辅国）一番“加工”，就变成了“他恨自己没能掌兵，就常在半夜阴谋加害兄长”了。
其五，李亨的软弱与多疑
李亨既是父亲又是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赐死第3子的命令是他签发的。他是李倓生命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关口，他要是意志坚定、头脑清醒、不轻信谣言，怎么会处死自己最有作为的一个儿子？
在李倓和李豫的权力争夺中，后者得到了来自李泌、李辅国等人强有力的支持。
从有限的史料中，我们隐约感觉到李亨当初放弃以李倓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些许无奈。
这种无奈，源于自己的皇位尚未稳固。总司令一职的人选，原本不过是一次人事任命而已，然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的人事任命，却埋下了后来赐死建宁李倓的伏笔（李倓逐渐被排斥在接班人之外，进而成了李豫顺利过渡的障碍）。
赐死李倓，是李亨又一次迫不得已的忍痛割爱。
这次迫不得已，主要源于张良娣、李辅国等人的压力。皇室内部，政治利益总是高于脉脉亲情。在两个儿子、两股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李亨在反复权衡后，迎合当时实力派的要求，无奈地选择赐死李倓，这才造成了李倓最终的惨淡结局。
总而言之，建宁王李倓之死绝非史书记载的那么简单。李辅国和张良娣的几句诬陷之词并不足以致他于死地，他真正的死因是和长兄李豫权力之争的失败。
从才干来说。李豫不如李倓。但由于集团利益的强大，在兄弟之间的权力争夺过程中，李豫是从始至终的受益人。李倓则是地地道道的输家。
当皇位稳固、李倓之死已成为往事之后，李豫也许是心中的亲情发作。也许是为了减轻内心深处的歉疚，当然更有可能是为了笼络人心，便一次次高规格地追封三弟李倓。
至于史书中的曲折隐晦，不过是传统上“为尊者讳”（修史者面对政治压力，往往只能从胜利者的要求出发而小心掩盖事情的真相）的延续。
所以，我们往往只看到李豫追封兄弟的“手足情深”，却很难看出其中权力争夺的残酷。
然而，历史无情亦有情；只手终究难以尽掩天下万千之耳和悠悠众口。
因此。后世有人写诗叹道：
《无题》
信谗杀其子，作源自上皇。
肃宗心忍父，可怜建宁王。
不记在东宫，时恐罹祸殃。
何个循故辙，谗口任翕张。
君子听不聪，佳儿被摧戕。
遗恨彼妇寺，寸牒宁足偿！
随着平叛局势逐渐明了，唐朝宗室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人心也是哇凉哇凉的。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还遇打头风。这起悲剧刚告一段落。那边李亨和他的兄弟间矛盾又激化了。
李白站错队了
这个乱子涉及李亨地位的巩固和平叛大局，又因为把“诗仙”牵涉进来了，所以不得不提。
永王李璘（？…757年）。李隆基的第16子，李亨同父异母的弟弟。其母郭顺仪（李隆基开元初年，在惠妃、丽妃、华妃之下置“六仪”：淑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
顺仪，正二品）早逝，他由三哥李亨抚养成人。所谓“长兄如父”，
李亨在他小时候经常抱他。李璘自小聪敏好学，但长相丑陋，少年时便才华横溢、文武双全。开元十三年（725年），他被封为永王。兼任名义的荆州军政长官（遥领荆州大都督）。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璘被父亲任命兼任山南东路（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岭南（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黔中（治所在今四川彭水）、江南西路（治所在今江西南昌）4个地区的节度使。
镇守江陵（今湖北荆州），并派工程部部长（少府监）窦昭给他做副手。
当时。江淮间每年可征收到超过亿万的的田租、赋税，财富堆积如山。
李璘在宫中长大，“对于世事并不通晓，见到这么富庶的地方，便有了割据的意图。”他那一帮目光短浅的谋士薛镠、李台卿、蔡垧、韦子春、刘巨鳞等，也都劝他割据（这些险恶小人，实际上是自己想弄个开国功臣当一当）。
于是，李璘就在这里用唐朝的赋税，招募了几万军队，并随意任命军政官员（郎官、御史等，按正常程序须报经中央批准），准备对抗父兄的朝廷。
平定叛乱正在用钱之际，他却下令截留江淮租赋，自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每日花费不可胜数（破用巨亿）。
即位后的李亨，听说李璘的行为极为可疑，便下令让他即日回到蜀中的太上皇身边，但李璘没有理会。
不仅如此，李璘的儿子、有勇无谋的襄阳王李▂ang），也劝他立刻起兵、攻取金陵（今江苏南京）。
李亨对可能发生的变局，也在积极应对。756年十二月，他委任高适为淮南节度使、来瑱（tian）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韦陟为江东节度使，牵制李璘。
刚好吴郡长兼军政长官（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郡治在今江苏苏州）李希言，以平级的身份给李璘发出了一份文牒（平牒，是古代职衔相等的藩镇平等的互通文牒。李璘身为宗室亲王，感到受了下级官员侮辱）。李
璘大怒道：“我是太上皇的儿子、当今皇帝的弟弟，地位尊贵。
现今李希言按平级行文来对侮辱我，这是为什么？”于是他趁机起兵，这起事件因此被称为“平牒事件”。
李璘的造反行为，根本原因在其野心。他想浑水摸鱼，实现自己割据一方，甚至是推翻李亨朝廷的图谋。所谓“平牒事件”，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未经批准擅自带领兵马战船“东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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