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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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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奥赖利（Bill O'Reilly）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拉什·林博”。《奥赖利因素》（The O'Reilly Factor）是有线电视一流的新闻节目——人们如此喜欢奥赖利牌的民粹主义怒火，以至于他现在还同时主持一档电台节目。在每天晚间的《奥赖利因素》中，奥赖利都会遇上几个代表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倒霉蛋——要么是还没完全明白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去了的长须飘飘的教授，要么是戴着耳环、扎着马尾辫的和平抗议者。奥赖利在节目中大肆奚落他们，说他们的观点荒诞不经（我们这个时代最叫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总要接受奥赖利的邀请上节目）。
奥赖利坚决认为自己“不关心政治”，是受到整个权势集团厌恶的普通人的代言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保守派：他是爱尔兰中下层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如果你相信奥赖利自己那套社会地位下降了的说法）的产儿，他们厌恶自由派精英在平权法案和校车制度中，以对待人质的方式对待自己。在他的办公桌下有一个门垫，上面有希拉里·克林顿的脸部图像，并且自豪地认为，他的节目是“唯一代表工人阶级观点的节目”＇5＇。
福克斯电视台的准则是“我报道，你决定”——这可能是美国新闻业界最令人开心的笑话。该新闻网最恬不知耻地表现其党派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它最为成功的时候。2003年的一个早间节目以一场令人恐惧的有关《纽约时报》偏见的讨论开场（讨论的是该报电视评论员最近指责福克斯电视台是保守的，这显示了他那可恶的自由主义偏见）。接下来的时段里，内容是有关抗议者反对曾对小布什不敬的乡村乐队“南方小鸡合唱团”（Dixie Chicks）（5）。绝不会让政治干预新闻网文化性新闻报道的福克斯电台主持人，马上就说她准备把自己所有的“南方小鸡合唱团”的唱片烧毁。
反恐战争究竟使福克斯新闻频道迈向了辉煌还是跌至了低谷，这取决于不同人的观点。该电视台有位名叫杰拉尔德·里韦拉（Gerald Rivera）的记者买了把枪，宣称他热切盼望把奥萨马·本·拉登干掉。＇6＇在纽约市的一次反战游行中，福克斯电视台的电子彩带上这样写道：“抗议者们请注意，迈克尔·穆尔（6）影迷俱乐部（Michael Moore Fan Club）星期四要在第六大道和50街街角的电话亭聚会。”＇7＇在法国的某个抗议现场，出现令人喜悦的一幕：有位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被要求解释一下为什么街上会有那么多的抗议者，他先是有点困惑，然后向电视观众透露：“他们多数是共产主义者。”
福克斯使保守派有了一个在幕后可以继续托付的电视台。传统基金会不得不警告其工作人员，不要在电脑上没完没了地看福克斯新闻，以免系统崩溃。2000年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期间，特伦特·洛特承认：“如果没有福克斯，我不知道怎样来应对新闻。”2000年4月，小布什甚至专门给托尼·斯诺（Tony Snow）（在做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之前，斯诺曾经为小布什的父亲效力）的晨间节目送来录音称赞他。福克斯新闻的评论员纽特·金里奇对《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说：“行政当局的人丝毫不会怀疑我是否会上福克斯新闻网。我去拜访的华盛顿办公室里，正在播放的节目通常都是福克斯的频道。”小布什政府定期会派重量级的人到福克斯电视台，对忠实的观众打赌说，那些更大的广播网将被迫播出科林·鲍威尔和迪克·切尼的精彩节目。
对福克斯电视台，有一点不应低估：尽管它有党派色彩，但它的许多政治报道却是一流的。艾尔斯小心翼翼地在金发美女和对法国政治知之甚少但却自以为很有修养的评论员——如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和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之间求得平衡。福克斯电视台主要的政治新闻节目主持人布里特·休姆（Brit Hume），是美国政治最出色的评论员之一。福克斯新闻网常常把美国政治大事件报道得出奇的棒。2002年的中期选举，福克斯特别报道了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和巴恩斯，比其竞争对手的报道好得多。
小布什领导下的右派手中出现的另一件武器是互联网博客。与福克斯电视台不一样的是，博客是一种完全自发的现象。博客的创建者基本上只为微不足道的收入而工作。他们通过口口相传——以及鼠标点击——而非广告，来获得追随者。现在他们已经转化成一种互联网现象，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评论新闻，提供世界各大报纸有趣内容的链接，利用读者群的智慧，而他们的读者群也遍布全世界。
博客并非保守主义运动所独有。许多博主是左派人士，而两位最主要的右派博主并不是刻板的保守派。我们的一位朋友、《新共和》杂志的前编辑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是一流的同性恋作家；格伦·雷诺兹（Glen Reynolds）［他的博客是“博学网”（InstaPundit。）］是田纳西大学一位持自由意志论立场的法学教授。然而，就像电台脱口秀一样，相对于左派，博客似乎更适合右派。沙利文和雷诺兹赢得了“战争博客”的绰号，因为他们的博客在“9·11”事件的劫后余波中，对反战分子和反犹主义发出怒吼。博主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主流报纸和电视台劣质的“自由主义”报道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纽约时报》的揭露。博主们在解雇《纽约时报》执行编辑豪厄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的问题上，起到了煽动性的作用。
保守主义思想也在以一种技术含量较低的形式，沃尔玛之类的超市里传播。许多大销售链是以南方为基地的，它们为一些保守派的产品提供了帮助，并保护右派公民免受低俗的自由主义的侵害。沃尔玛帮助推动以谈论蔬菜为特点的基督教卡通系列《蔬菜总动员》（Veggie Tales）的销售，它占了该系列销售的1/4。＇8＇有关基督教世界末日的《末世迷踪》（Left Behind）系列丛书，也是从沃尔玛开始销售的。与此相反，由于男性成人杂志《马克西姆》（Maxim）太过于色情、歌手埃米纳姆（Eminem）太过于粗鲁、歌手谢里尔·克罗（Sheryl Crow）太过于露骨（她曾唱过一首有关沃尔玛出售枪支的歌），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沃尔玛都不见踪影。
虽然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在为保守派媒体尽心尽力，但保守派媒体就高兴了吗？一点也不。拉什、比尔和肖恩一类的人永远都担心他们依然是面临被吞没的危险的少数。描述媒体片面性的右派书籍上升到畅销书榜首，如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所著的《偏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Bias：A CBS Insider Exposes How the Media Distort the News），以及安·库尔特（Ann Coulter）所著的《诽谤：左派关于美国右派的谎言》（Slander：Liberal Lies about the American Right）。2002年戈尔的指责只是激起了更多的抗议之声。任何傻瓜都能看得出来，重要的自由派报纸和电视频道的数量大大超过右派所拥有的数量。如今，右派劫持媒体的那些畅销书，左派人士也能够轻易做出来，比如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于2003年所著的《谎言和正在说谎的说谎者：对右派公平平衡的观察》（Lies and the Lying Liars Who Tell Them：A Fair and Balanced Look at the Righ）。至少，福克斯电视台和博客平衡了竞争。右派专栏作家的数目前所未有地多：乔治·威尔、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以及《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作为保守派象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出现在全国各地特稿专页上的，是克劳萨默、巴龙、布鲁克斯、克里斯托尔、布特和弗鲁姆一类的名字。
右派为什么会赢
河右岸在华盛顿的思想战中获得的巨大胜利绝非夸大其词。右派智库现在是两党都用的资源。2002年，数位民主党人［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先前的心腹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曾现身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新国会成员培训课程。拜访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时，在其办公室里既有可能看到《政策评论》和《旗帜周刊》等杂志，也有可能看到《纽约书评》和《国家》这样的杂志。哪里有思想，政治家就会找到哪里去。
为什么保守主义思想会变得这么重要呢？毕竟，得到资金支持的只有一小部分自由派智库和杂志。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比，保守派的大型基金会只是小巫见大巫。布拉德利基金会一年分发出的钱，还没有福特基金会一个月的多。美国自由派首先要去拜谒的，是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美国多数的网络新闻组织机构和美国那些巨型大学。简而言之，左派一方有更多的智慧、金钱和资源。然而，无论是在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面，还是在改变总的舆论方面，左派施加的影响都不如右派。
当然，这部分是因为权力的作用所致。由于白宫和国会都为共和党所把持，自由派的思想就更难为世人所知。大多数保守派会说，这也反映了思想的质量。尽管带有党派偏见，但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好坏，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能激发人们兴趣的思想都源于右派——就像在韦布时代它们源于左派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保守主义思想比自由主义思想更具活力，那么小布什也就不会在白宫，美国军队也就不会在巴格达，而我们当然也不会写这本书了。
但是，河右岸的杰出表现还与他们的关注点和信念密不可分。保守派基金会确切地知道他们所要的东西——以保守主义的方向改变世界，他们也确切地知道如何达到目标——用思想影响政策制定。他们的自由派对手则更加混乱。福特基金会坚持“增强民主价值，减少贫穷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这些目标都很高尚，但也几乎使任何项目都变得正当合理。自由派基金会仍然参与部分公共政策领域的竞争，但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草根组织”和各类“社区项目”上，其中很多项目是海外的。福特基金会在第三世界有13个办事处，忙于帮助诸如尼泊尔查提斯毛加（Chattis Mauja）的村民“获得参与运河规划进程”的项目。相对于美国企业研究发起的有关“伊朗的未来：毛拉体制、民主和反恐战争”的辩论，福特基金会的善行对世界固然有好处，但对于所关注的运动却没有什么帮助。
保守派对其事业的信念，其执着程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回想1973年传统基金会成立之时，除了最最忠诚者之外，谁会有勇气甘愿受朋友嘲笑，在这样一个保守派智库中工作呢？即使这些先驱者如今有钱有势了，保守派智囊中还是存在许多狂热而不健康，但却令人愉悦的东西。在布鲁金斯学会或外交关系委员会，老普雷斯科特·布什定会有宾至如归之感，而如果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卡托研究所有关“我赞成：为毒品使用辩护”（Saying Yes：In Defense of Drug Use）［这是雅各布·沙鲁姆（Jacob Sullum）2003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题目］的研讨会，他可能会想要去通知警察。保守派媒体有同样的专注和信念。格罗弗·诺奎斯特认为，“保守派新闻界是自觉的保守主义，是自觉的保守主义团队的一部分。自由派新闻界要比保守派新闻界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它却把自己看成是权势集团的新闻界。因此它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候它认为自己对两边都要提出批评”＇9＇。保守派学者在竞争企业研究所（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之类的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件讨论会上愉快地发表讲话，或者以参与者而非中立观察者的身份参加诺奎斯特主持的周三上午的聚会。
以同样的精神，保守派智库比自由派智库更冷静。许多自由派基金会及中立的基金会让人感觉把持基金会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谋生。基金会的存在只为维持其人员——尤其是董事会的大人物和善人——的生计而已。相反，保守派智库像企业一样运转，其产品就是推进保守主义革命。1985年，迈克尔·乔伊斯一接手布拉德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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