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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斗士曼德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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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耍贫�1900年以来的四届泛非会议。1945年当选为第五届泛非大会的主席。由于他反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曾多次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961年以后，移居加纳，1963年加入加纳籍。著述甚多。1963年病逝于阿克拉。
1925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上帝保佑非洲”作为会歌，并设计了黑色、绿色和金黄色横条的旗帜。192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古默迪的罗马天主教徒当选为主席。但由于他的明显亲共态度难于为会员所接受，因而他很快就被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之一皮克斯利·塞姆所取代了。192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群众抗议运动。1929年9月，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工商联盟的一些支部举行了联席会议并建立了所有非洲人及其社团的统一战线组织—一非洲民族权利同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当选为该同盟的主席。第一次同盟会议又发动了一次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请愿运动，并决定每年12月16日，即丁干日，作为非洲各族的民族节日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运动的结果是迫使政府放弃“土著代表议案”。
1935年，赫尔佐格一史末资政府再次向议会提出“土著代表议案”，这促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这年6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左派分子的倡议下，几个群众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决定召开所有非洲组织的大会，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统一战线。12月16日，南非所有的非洲人组织在布隆方丹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500人，包括印度人和各种有色人团体的代表，使这次盛举成为南非历史上非白种人最广泛的一次集会。然而这次集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更令人失望的是，1936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南非联邦对英王必须“信任、爱戴和忠诚”。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的日渐衰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了。到194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改革的时机到了。
1940年，艾尔伯特·苏玛博士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致力于复兴非洲人国民大会，想通过整顿国民大会的管理机构，加强组织人员的责任感和效率，将该组织转变为前所未有的群众组织。但是，他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迁就态度和在争取非洲人的完全权利方面的渐进主义使他的支持者逐步减少。然而，苏玛博士的最大失误仍与他的前任一样，忽略了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目的。
1945年举行的第五届泛非大会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发展的新阶段。非洲人国民大会亦派出代表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①会上一致通过了一系列“非洲人要求”。他们要求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要求降低所有的种族壁垒：废除令人痛恨的“通行证法”，教育平等和机会均等，同工同酬以及购置土地的平等权利。1946年，苏玛博士到纽约旅行，把这些新近提出的要求递交联合国。
①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克瓦米·恩克鲁玛、乔莫·肯雅塔、乔治·帕德莫尔、黑斯廷斯·卡·班达和杜波依斯博士等。
面对着无数次的请愿和劳而无功的要求，一批青年黑人政治家要求改变斗争方式。当伦贝迪刚到约翰内斯堡时，皮克斯利·塞姆博士邀他帮忙。通过接触与交谈，他对塞姆博士这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领袖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安于现状，坐等白人政权将平等权利恩赐给黑人。他将自己的看法告诉姆达——一个于30年代即已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人青年，姆达建议应找西苏鲁谈一谈，“他那儿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们应该一起交流看法，提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姆达的妻子与沃尔特·西苏鲁的未婚妻和曼德拉的女朋友伊弗林都在一起参加护士培训。当他拜访了西苏鲁在奥兰多的家并见到曼德拉以后，曼德拉马上提出要见伦贝迪，“他的思想太有吸引力了。”很快，这几个人又在另一个人家里见了面。这次还有刚到约翰内斯堡的坦博，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改革派，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斗争策略深为不满。曼德拉和他的这些朋友戏称这些领导人为“老卫兵”，确实到了该换岗的时候了。
第一次改革派的正式会议是由姆达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约旦·恩古班尼，一名来自纳塔尔的记者和威廉·思科莫，一名参加了南非共产党的医学系学生。姆达首先发言，“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是一种趋于灭亡的保守主义和假自由主义，它追求的是一味的姑息和妥协。”在会上，曼德拉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了南非的形势，强调行动的迫切性。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南非的工业发展迅速，这样使黑人在南非工业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史末资政府的各种反对非洲人的政策，城市居民正在觉醒，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最近发生的亚历山大工人抵制汽车公司的斗争就是明证。“我觉得现在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极好机会，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在讨论如何组织群众时，恩科莫提出应抓紧时机，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工会。伦贝迪指出，任何群众运动的成功取决于一种黑人民族感的建立。西苏鲁提醒大家应充分认识目前南非黑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己对手的实力。
在这次汇集了将在南非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的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交换思想，最后在三个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斗争的方法。他们认识到，黑人地位的改善靠议会道路是走不通的，指望由这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通过土著代表议事会①来表达非洲人的意愿只是妄想。要提高黑人地位只能靠非议会道路。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政策很难适应目前斗争的需要。他们不是发动群众，而是害怕群众。他们对群众抗议的厌恶实际上与白人政权对“暴民政治”的恐惧是一个性质。第三，会议同意与会者下去与各自的熟人朋友讨论一下组成一个青年运动的可能性。这个运动可以暂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为“老卫兵”充当思想库。姆达后来解释这一策略时说：“我们不愿意激怒或疏远苏玛博士，因为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就不。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施加影响。”
①土著代表议事会成立于1936年，是赫尔佐格当政时实行的一项土著政策。它成为反映黑人“共同利益”的官方咨询性机构。其成员包括6名白人官员和16名黑人代表（其中12人民选，4人指定），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亦曾任职此会。该会于1951年取消。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些青年改革派起草了一份“青年联盟宣言”，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苏玛博士。在会客厅，苏玛的妻子玛蒂·哈尔向代表团讲述了她自己的政治哲学。她是美国黑人，从事的是社会工作。尽管她每天都要与缺衣少食的黑人或流离失所的孤儿打交道，但她始终相信：南非黑人亦必须重复美国黑人的老路，只有通过几十年的耐心等待和经济自助之后，黑人的境遇才能得到改善。苏玛博士回来后，当他得知了这些青年人想组织一个青年联盟未动员群众时，他感到十分不安，“我们不是已经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吗？”代表团成员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奇怪政策是它根本就没有行动的纲领，既无消极抵抗亦无其他类似的计划。这样下去只会失去群众。苏玛博士的解释是非洲人作为一个集团既无组织又无纪律，如果像青年联盟计划的那样，只能是操之过急；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关心黑人运动的人，行动只能带来暴露和损失。然而，这些青年政治家坚持自己的看法，要求苏玛同意青年联盟的成立并批准他们初拟的纲领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苏玛博士自知拒绝将意味着分裂，只好在仔细审阅了他们的纲领后表示同意。
1944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约100多名黑人青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大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广大黑人群众的不满，青年激进派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一组织，有些人主张成立一个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毫无关系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踢开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另起炉灶；另一派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恢复这个奄奄一息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生。
当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早已注意到了这股激进的潮流，并想方设法掌握主动权。1944年，他主持了一个与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计划举行一次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运动。大会于5月20日至21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到会代表540名，代表了60多万非洲人。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通过证法，认为：
1．加紧了对千百万非洲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2．加剧了非洲劳苦大众的赤贫化，促使疾病传播，造成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犯罪，被关进监狱；
3．在南非各族人民之间制造严重的种族摩擦；
4．阻碍着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5．因此，它与南非各族人民正在为之流血战斗的崇高目标相抵触。
大会决定在全国举行反通行证示威，发起签名运动，目标是征集100万人在反通行证法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定于1944年8月由一个非洲人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提交政府。然而这次运动并不成功，签名的人不到1万；请愿书拖到1945年6月才送去。这时的代理总理霍夫迈耶拒绝接见，令代表团去见土著事务部长。代表们为抗议总理“拒绝接见代表几百万非洲人的反通行证法代表团一事的不民主作风”，召开了5000人的集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但遭到警察逮捕。苏玛博士为争取人心，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他召集了一次大会，提出要举行一次集体烧毁通行证的群众斗争。这使他的批评者对他的这一勇敢决定大为赞赏。不料，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难以就采取何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这一计划流产了。
青年联盟成立后，选举了恩科莫为第一任主席，但他的思想被青年联盟成员们认为过于左倾。很快曼德拉和西苏鲁、姆达等提议由伦贝迪取代恩科莫。但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哲学为一些核心成员所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团结更多的人，不能采取排外主义。奥立弗·坦博就认为，非洲主义不过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表现，而民族主义的提法更为妥当。他在辩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南非黑人中，要求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人与要求剥夺白人特权的人一样多；很多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黑人对一味排除白人的政策难以接受，因为这与基督教义相违背。而民族主义的旗帜则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最后可能接纳黑人为其同盟军的白人。
曼德拉和西苏鲁则同意伦贝迪的提法。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期望削弱了黑人斗争的决心，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温和的手段。白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为了缓和矛盾，一味鼓吹温和的改良措施，从而阻止了有效的黑人反对派的发展。非洲主义是唤醒黑人自尊的最有效方法，可以摧毁那种因住在城市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而产生的自卑感。如果提倡多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黑人仍将为白人文化所蒙蔽欺骗。青年联盟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有说服力的哲学去动员黑人群众，激励他们起来斗争。恩古邦尼表示：只有将非洲人组织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才有可能实现全民族的理想，否则将一事无成。这种对其他民族的恐惧根源于种族隔离政策，同时也是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自卑感。一些青年联盟成员表示，如果与印度人国民大会或共产党合作，黑人只会成为他们为达到自己目的过程中的踏脚石。但是，这些担心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1944年4月，坦博被选为青年联盟书记，曼德拉参与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们认为以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与压迫者相勾结”的问题，他们竟然支持土著代表议事会，这是十分令人愤慨的。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是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遮遮掩掩。青年联盟则明确表示拒绝白种人统治的一切形式。第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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