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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斗士曼德拉-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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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治自由邦可以说是布尔人定居者起家的地方。他们在大迁徙①时来到这里，并于1837年建立了一个共和国。1848年英国人兼并了这块地盘，但这个小共和国于1854年又争得独立，取名奥兰治自由邦。布尔战争后，英国人再一次兼并此邦，并于1910年将其纳入南非联邦。这里政治保守，阿非里卡人（即南非荷裔白人，原称布尔人）深深地相信，在他们占有这块土地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这种信仰演变成一种执着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平等，坚守白人至上的信条，对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刻骨仇恨。
①指1835—1836年布尔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统治离开开普殖民地而东迁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布兰德福特是一个典型的阿非里卡人的小镇，当时共有1900名白人居民。而土生土长的黑人作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却居住在隔离区。这是一个典型的种族隔离制的样板。白人居住区的最长一条街道的名字象征着阿非里卡人的信仰——“布尔人远征路”，而黑人居住区没有名字，鲜为人知，尽管他们的人数几倍于白人。①布兰德福特地区共有10座教堂，其中9座专供白人使用。邮局为黑人和白人分别设立入口处，人行道上一有白人出现，黑人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立即躲开。其他公共设施，如警察局、银行、旅馆、加油站等，都有明显的只供白人使用的标志。“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温妮·曼德拉曾自豪地向一名记者说。
①安妮·本杰明说有9000名黑人，温妮·曼德拉估计为5000人，玛丽·本森则说有3000人，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可查。
在温妮被警察带到这个地区以前，这一带的议员和警察召开了会议告诉人们：一个大共产党就要来了；和这样一个人来往是危险的，并将受到惩罚；来的将是个女的，会做很多荒唐的事情；各家各户要把孩子们管好，不要让他们靠近她住的那所房子。这种警告和恐吓在温妮刚到时对那一地区的居民还是很有效的。
警车将温妮和津荠又从奥兰治自由邦的警察分局送到布兰德福特那一间门牌号码为802号的住房前。这所房子在修筑这一片住宅区时被建筑工人用来装垃圾，因而极其肮脏，“粪便和脏土占去了每间小屋的3／4”。警察们将温妮的包裹扔在地上。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炉子，温妮和女儿无法洗脸，无法做饭。她们只好蜷缩在床垫上熬过了一晚。据温妮后来回忆说，对津荠来说，这段经历是一次创伤，“对一个16岁的女孩子来说，这是很难忍受的。作为一个母亲，感到最难受的是：自己献身的事业影响了自己极为亲爱的人。这次致命打击所留下的伤痕将永远无法愈合。不用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慨”。温妮将这三间小屋子称作她的“牢房”。
流放到此地后，清规戒律很多。根据命令，温妮不仅被限制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或大学；不许进工厂；不许访问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不许……但是，温妮生来就带有叛逆的性格，她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她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就是抗争的日子和启迪民智的日子。看看她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吧。
我闯进了阿非里卡人的王国，置身于白人中间，这无疑使我成了黑人运动的化身。我走进那些黑人从来没有进过的店铺。在警察局，我穿过那些专供白人使用的大门。在邮局，我站到只供白人使用的柜台前。他们拿我毫无办法。有时候，警察局里挤满了农场主。我一出现，他们便自动让路——倒不是因为对我多么恭敬，而是因为要使我离开，就必然先放我进去。可是，站在外面看热闹的黑人们认为，这肯定是出于尊敬。
在超级市场里，总有一些个子高大、说南非荷兰语的女顾客。一见到我，她们便会跑到商店外面去待着，一直等我买完东西才回去。“班图人”本来是不能进超级市场的，他们通过那小小的窗口购买东西。经我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到超级市场来了。此后，我时常故意在店里逗留上一个小时左右，尽管我要买的也许只是一块肥皂。看到那些白人妇女等在外面，我很开心。
温妮的这种叛逆性格在与白人政权作斗争时表现得格外突出。例如有一次，警官富里没有敲门就走进温妮的住房，而温妮当时正在自己的卧室里，裙子刚穿到一半。他看到温妮含羞受辱的样子，连句“对不起”也没说，反而把手搭在温妮的肩膀上，用阿非里卡语咕咕哝哝说了一通。温妮气愤已极，猛然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我记得他四脚朝天，高声嚎叫，整个梳妆台倒下去，砸在他身上。就这样，他的脖子扭伤了。”这时，在外面等着的一大帮武装人员冲进来，把温妮带走了。她当时只穿着一只袜子和一只鞋，就这样进了监狱。
还有一次是关于传统服装的禁令。黑人妇女喜欢穿传统服装，因为那样可以鼓舞人心，激发斗志。津荠曾谈到母亲的穿着：“她为自己的传统音乐和传统服装而感到自豪，她总是戴珠链，穿长袍。但她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这样打扮，比如要到法庭露面时。”然而，法庭总是禁止她穿传统服装。后来，温妮决定穿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传统标志的服装。当她在1977年的一次法庭审讯中接受盘问时，检察官说：“曼德拉夫人，请告诉本庭，你为什么穿着带有被取缔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标志的衣服出庭？”温妮站在被告席上理直气壮地说，“检察官先生，我想告诉你，我在这个国家享有的权利为数不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还有权选择自己的衣服。”检察官自知没趣，只好自己下台：“没有要问的了。”
在温妮·曼德拉的带领下，布兰德福特地区的黑人逐渐觉悟起来。他们开始到超级市场购买东西，开始使用邮局正门的入口处，开始到时装店里面去试衣服，而这些在温妮来到这个白人市镇前，是黑人想也不敢想的。他们开始派小孩给温妮一家送来大包小包礼物，或是青豆或是甘蓝菜。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过去，农场主在农忙季节开着车子来布兰德福特找帮工，5分钟之内就会有足够的黑人报名，尽管他们的报酬少得可怜：干一天活挣50分钱。自从温妮来了以后，肯为50分钱去卖苦力的人找不到了，白人农场主不得不到农工办公室去找帮工，这样就不得不提高报酬。
黑人隔离区的环境极差。这里的居民很多吃不上早饭，孩子饿着肚子上学，婴儿只能吃炯面糊。饥饿在折磨着人民，折磨着儿童。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每周总有几名婴儿去世。有一个周末，温妮竟然参加了6次葬礼。为了拯救儿童，温妮率领黑人成立了赫克托·彼得森委员会，一方面纪念索韦托惨案的第一名受害者，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下，开办了一个托儿所。
每天早上7点钟，温妮·曼德拉即把5岁以下的孩子集中起来。在卫理公会教堂的协助下，托儿所训练并雇用了4位妇女照顾儿童。这些儿童大部分患有各种疾病，其中半数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症。温妮坚守社会福利事业的原则，把帮助儿童看作自己的天职。一些好心的农场主或慈善机构送来一些食物、奶粉或面包，温妮就将这些食品分给小孩。托儿所共有100名小孩，晚上5点钟，温妮和其他托儿所工作人员又把他们聚齐，—一送回家。温妮还常常在自己的炉子上为空着肚子来上学的孩子烧开一大锅热汤。要知道他们是步行几十公里来布兰德福特镇上学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学的时候吃上一顿热饭。
逐渐，温妮·曼德拉和女儿在镇上成了人们谈论的对象，一些黑人和白人也愿意和她们交谈，还有一些人不顾禁令，挤到她们家里来看电视——这是联邦德国驻南非大使开车送来的。津荠的性格也渐渐开朗，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这些变化，并说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后，十分高兴。他立即给女儿回了一封信，信中谈到自己的感慨：
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你妈妈几乎失去了一切，也许除了给人家作女佣、农工或洗衣妇，她永远不会再找到职业；她将终生处于贫困之中。她描述过你们现在必须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描述过你们不得不使用什么样的厕所和水。我不敢问她要花多少钱才能把那地方改造成真正能住人的地方。你们的衣、食将永远不会像在约翰内斯堡那样好。买不起电视，看不起一场像样的电影，去不成剧院，装不上电话。
然而，亲爱的女儿，我高兴地注意到，无论如何，你们正在进行自我调整，努力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乐观的情绪。当我读到“总还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几行字时，我激动万分。你说得好，孩子，只要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可以把不幸变成优势。如果不是这样，你妈妈早就该丧魂落魄了。
除了办托儿所以外，温妮还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流动卫生所，给周围的黑人看病。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还开办了一个小卫生室，为当地黑人提供医疗服务。
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哥特·普林斯鲁的治安警察负责此项事务。他面色阴沉，特别卖力，用外国记者的话说，他“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的工作中。有时，他半夜时会来到温妮的住处，在床下和柜橱下面搜寻所谓“访问者”；有时，他拿着望远镜站到附近的山上去观察这所房子；有时，他用树叶盖着脸，藏在篱笆后面监视她与朋友的交往。还有一次，当温妮一家到布隆方丹大教堂为她的外孙举行洗礼仪式时，他竟然也混到亲戚队伍里面。温妮因违反管制禁令遭到无数次逮捕，有时一天两次：她被指控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而被捕；被指控“殴打”一个警察而被捕（后被宣布无罪释放）；被指控留朋友住宿而被捕；更有甚者，她有一次因为问鸡的价钱而被捕！
那是一个冬天。温妮自己花钱买了一个老式的煤炉子和一袋煤用于取暖。但炉子只能放两块煤，而且根本点不着。她就去向一位邻居请教。这位邻居很同情她，经常教给她一些小方法，如用湿布条或旧报纸塞住墙缝以防止灰尘进屋等，还经常和她聊天。在邻居家时，正好来了一位邮差，夸耀自己买的鸡好极了。温妮顺便问了一句：“买这只鸡花了多少钱？”就因为这一个问题，她被指控犯了禁令。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了三人“集会”。地方法官判定她有罪，后来经过上诉，她才被宣布无罪释放。温妮愤怒地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发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一个国家会把问鸡的价钱用来作为证据？”
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曼德拉的来信给她以鼓舞和力量。这些来信语言细腻，感情真挚，既有深深的眷恋，又有深刻的启迪。有时，曼德拉还教她怎样对付可恶的当局，难怪温妮认为曼德拉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和一名作家。1980年5月，温妮·曼德拉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此案后被推迟审理。在一封来信中，曼德拉告诫温妮，为对付此案，她需要“比好运气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一案件对所有受到牵连的人都关系重大。他从律师的角度告诉温妮高度警惕，因为“不管实际的指控多么微不足道，法庭总要毫不例外地把对你的审判弄得非同寻常”。他深信，只有那些坚韧不拔、诚心诚意和深诸此行的朋友们的技巧才能化险为夷。最后，他深情地写道：
希望你能告诉我开庭的日期和最后结果。与此同时，我将思念着你，特别是当你接到命令要走上被告席，并且要听取那些可以预料的和意料之外的政府方面的证词时，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知，你受尽磨难是由于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的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爱和忠诚。随着你的到来，这种爱情和忠贞一次比一次更强有力地震撼着我。
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里，温妮通过办托儿所、卫生站、自助小组、编织小组等社会福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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