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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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和毛泽东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两样？
学究气在毛泽东的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这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时细心地加上了这一点）。不过这些内容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相当激进的。
毛泽东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这样分类只是粗略的，但是作为变迁的杠杆来说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搞。毛泽东来到城市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气氛很热烈。
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是中国中部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流经上海出海口的长江上的水路枢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左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北伐
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
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43］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44］
。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45］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逃掉）。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风雨飘摇
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共产党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毫无热情地应酬着。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坏。拥有6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教授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不得不顺其自然。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的同事对他很不满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权。他发言不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将失去农民部部长的职位。但是当预感成为现实时（一位俄国文学专家瞿秋白取代了他），他仍感到沮丧。此后他未再参加会议。
瞿秋白（1899—1936），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这次最终把全党引向灾难的会议继续进行时，毛泽东在他的别墅里消闲，到东湖、龟山和蛇山漫步。*
*　罗易回忆说，毛泽东在武汉“一刻也停不下”。总是在半途到会，发表一通锋芒毕露的演说后扬长而去。据毛泽东说，这是因为在湖南的“农民大众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见Roy　in　New　Republic，9/3/51。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在蒋介石的烘炉中度日。农民问题已把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卷了进去。由于急于从中脱身，他们把国民党拱手交给了蒋介石。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进行农民革命，要么听命于蒋介石及各式军阀。
共产党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
国民党中的左翼最终还是选择了蒋介石。7月，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
湖南发生的事件是时局向右转的发端。5月，一些军官在军阀的指挥下把枪口转向左派，毛泽东乔装搭乘运货火车南下试图重整势力进行反抗。
在长沙，士兵们高呼着“蒋介石万岁”的口号，闯进工会办公室，对手无寸铁的工会会员和学生开枪，逼迫他们喊“蒋介石万岁”。湖南有3万人在那个夏天被杀害，毛泽东很幸运没有成为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有些绝望，但试图竭力挽救。他组织起工人和农民反抗镇压，不过他也认为应该亲自去见省长劝说他们阻止这种行动。
难以置信的是，陈独秀教授———还有莫斯科———仍希望修补统一战线。陈独秀令毛泽东离湘赴川。毛泽东既没有服从陈独秀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还像消防队员一样站在烈火中。他与自己过去的上帝的决裂是彻底的。但是，陈独秀做不到的事，湖南军阀能做到。军阀命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又返回武汉。
江南许多原来左派势力强大的地方频频传来噩耗。罢工者就地杀头，上海市中心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辱骂她们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荫部。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地烧死。左派分子被绑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回到武汉，鲍罗廷正在他那装有电梯、贴着玫瑰色壁纸的四层楼的别墅忙着打点行装。他正在合上论中国革命的讲义，莫斯科已经让他在这里待了4年。“一切都完了”，这是他离开中国回苏联时对中国革命的祝福。［46］
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苏联革命者的威望在鲍罗廷的火车开动之际下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拍发电报，对国民党分子的爱国行动表示祝贺，称他们除去了共产主义这块肿瘤。
如果说夏天带来的是悲剧，秋天则显得荒谬。共产党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它一反软弱的合作态度———这为时太晚；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这又为时过早。在表面温和的政治中包藏的是军事上的极端主义思想———斯大林与国民党的调情毕竟才过去几个月。
毛泽东陷入这一倒悬之中。在面临毁灭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强的控制能力。
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教授已经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有可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起义。
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47］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但是策略似乎有些不对头，事情也不尽如人意，抑或这二者兼而有之。
糟糕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制定的。6月，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荒谬的是，这位远在4　000英里之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现在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乱弹琴。
因此，在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可是，头脑发涨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继续进行没有正确政治路线的军事盲动。
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8月上旬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在华氏100度中、酷热的武汉一间阁楼里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11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秋白，这位自由派学者曾成功地取代了毛泽东在农民部的职务。
八七会议会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八七会议
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