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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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不到的地方。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
他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8］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清楚，毛泽东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200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6月，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以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行径。13岁的丁玲（她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年龄越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泽东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9］但是他们三人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泽东则违背了三次。
这不表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想———像美国福音信徒———他们并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是蒙耻受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根基顿失，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行动。对外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民众会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发青春。在1919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
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为学生联合会而奔走忙碌，他创办了一份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并依地名将该刊物命名为《湘江评论》。第一期《湘江评论》印了2　000份，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以后每期印5　000份（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湘江评论》
该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笔锋锐利，生动活泼，对每一个论点都表述得很详细。他以前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泽东作为编者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0］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11］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12］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毛泽东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泽东是他们中间的头一个———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
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的团结是其关键。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
文章提及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以与毛泽东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相比较。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更温和的观点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13］
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在学校时，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4］）。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力雄健，但有时也很怪异。他认为德国的“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见Li　Jui，pp？郾109~110。另外，黄雨川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45页）中说，毛泽东当时并非像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毛泽东转入一新的开端。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就像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夜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泽东很快又入主《新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该杂志创刊于6月，8月份由毛泽东接管，10月份便遭到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国内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泽东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用，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鲜事。
长沙有位赵女士准备出嫁，她不喜欢择她为妻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都极力促成这桩亲事。娶亲的那一天，赵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装上了花轿。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从裙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割破喉咙自杀了。［15］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写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毛泽东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定。”毛泽东言辞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女士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