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第2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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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遂谢病去。

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

天祥还都且一岁，未尝得见帝言事，常郁郁不自释。八年正月，移疾归。至通州，中书遣使追之，不肯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驿传，官护送至其家。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以年老固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樽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不起。延佑三年四月，卒，年八十七。累赠推忠正义崇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史臣曰：“陈祜建言三本，皆当世之要务。天祥挟击奸臣尤为侃直。方之轼、辙，庶几媲美。思廉议论可观，出为方面，未着名迹，殆非治事之才欤。”

卷一百七十？列传第六十七

卷一百七十？列传第六十七

许衡　师敬　刘因　吴澄　当

许衡，字仲平，怀州河内人。生有异禀，与群儿嬉，即立进退周旋之节，群儿莫敢犯。年七、八岁，受学于塾师，凡三易师，所授书辄不忘。其师辞于父母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过人者，吾非其师也。”有道士款其门，谓父母曰：“此儿气骨不凡，当谨视之，异日名冠天下，富贵不足道也。”金末，徭役繁举，衡从其舅受吏事。久之，以应办宣宗山陵，州县追呼旁午，衡叹曰：“民不聊生，欲督责以自免，吾不为也！遂不复诣县，决意求学。父母以世乱，欲衡习占候之术，为避难计。于日者家见《尚书》疏，乃就宿其家手录之。由是知考示古学，一言一行，必质于书，时人亦稍从受学焉。

未几，避乱于徂徕山，转徙大名。时窦默以经术得名，见衡敬礼之，相遇则危坐终日，出入于经史百家之说，互相难问。姚枢以首学自任，闻衡苦学力行，过大名访之。枢隐居苏门山，传伊、洛之学于赵复，衡至苏门，见枢，得伊川《易传》，朱子《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诸书，乃手写以归，谓学徒曰：“昔所授殊孟浪，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阶。”乃悉取旧书焚之，使门人自小学入。衡以身先之，家贫躬耕自养，年不熟则食糠茹菜，处之泰然。枢应世祖聘，衡独处苏门，始有任道之意。

及枢为劝农使，荐衡于世祖，以为京兆提学。世祖南征，衡复归怀州。

中统元年，召衡赴上都。入见，帝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科举之学曰：“不能。”帝曰：“卿言务实，科举之学虚诞，朕所不取也。”明年三月，复召至上都。时王文统秉政，深忌枢、默等，疑衡附和之。五月，奏以枢为太子太师，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阳尊之，实不欲其侍左右。默以屡言文统不中，欲倚东宫避之。衡以为不可，且曰：“礼，师傅与太子位东西向，师傅坐，太子乃坐。公等能为此事否？不然，是师道自我而亡也。”枢然之，与默等怀制立殿下，五辞乃免。孜授衡国子祭酒，既拜命。复以疾辞。九月，得请归，仍奉敕教授怀孟路弟子。

三年九月，召至大都。中书左丞张文谦见衡，请执弟子礼，衡拒之。文廉数忤幸臣，被谴责，请教于衡。衡贻书，教以存诚克己之学。至元元年，恳请返怀州，帝许之。六月，迅雷起于堂下，从者皆惊仆，衡独不为动。二年，帝复征之。衡至上都，即奏震雷之罚，不当入觐。帝不许。十二月，敕入中书省议事，衡以疾辞。丞相发童素慕衡名，谒于行馆，及还，谓左右曰：“若辈自谓相去几何？盖什百而千万也，是岂缯缴之可及哉！”

三年春，召至檀州。敕谕衡曰：“窦汉卿独言王文统，当时汝何不言？岂孔子之教，使汝如量乎？抑汝不遵孔子之教乎？往者不咎，今后毋然。省中事前虽命汝，汝意犹未悉。今再命汝。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国事所以无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谟猷在汝，正当黾勉从事，毋负平生所学。安童尚幼，未更事，汝基辅导之。”衡对曰：“圣人之道至大且远。臣平生虽读其书，所得甚浅。既承特命，原罄所知。安童聪明有执守，告以古人言语，悉能领解。但虑中有人问之，则难行矣。”是年夏，分省至上都，衡疏陈五事：

其一曰：自古立国，有大规模。规模既定，然后治功可期。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终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制哉？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十六帝，百七十年，辽九帝，二百有八年；金九帝，百二十年，皆历年最多。其他不行汉法，如刘、石、姚、符、慕容、赫连等，专尚威劫持卤莽，皆不过二三十年而倾败相继。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既自朔漠入中原，居汉地，主汉民，其当用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夫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而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渐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平金之日，即当议此，顾乃迁延岁月，养成尾大之势。祖宗失其机于前，陛下继其难于后。虽曰守成，实同创始，规模又难于曩时。惟亟亟讲求得失而法戒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周、汉不难复，辽、金不难跞也。

其二曰：“天下之务，萃于中书，不胜其烦，然大要用人、立法而已。人之贤否，未知其详，固不可遽用。若或已知其为君子，为小人，而复迟疑两可，莫决进退，用君子巩其迂，阔用小人冀收其捷效，是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饮食也，独膳夫能调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独星官能步亏食之数。今里巷之谈，动以古为诟戏，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孰非古人遗法。岂天下之大，国家之重，而独无必然之成法乎？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维，上安下顺，而君相不劳。

今立法用人，纵未能遽如古昔，然巳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未仕者当宽立条格，俾就叙用，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外设监司以察污滥，内专吏部以定资历，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举下，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于贵家之世袭，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数，续当议之，说不可缓也。

其三曰；为君当知为君之难。盖上天为下民作之君师，非以安佚娱之，乃以至难任之也。古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岂故为自苦哉！诚深知为君之难，则有一息，不敢暇逸者。请言其要。

曰践言难。知人难，用贤难，去邪难，得人心难，合天意难，何者？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一日，二日，万几，人君以一身一心临断之，欲言之无失，岂易得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违之者，可否异同，纷更变易，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此无他，至难之地不以难处，而以易处故也。苟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所当然，不牵于爱憎，不激于喜怒，虚心端意，而审外之，鲜有不中者。奈何为上多乐郐肆，为下多事容悦。夫私心盛，则不畏人，欲心盛，则不畏天。以不畏天、不畏人之心，所日务者皆快心之事，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安肯兢兢业业，熟思而审处之利？此人君践言之难，又难于在下之人也。

人之情伪有易有险，险者难知，易者易知。且又有众寡之分焉。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难于知下，而在下易于知上。处难知之地，御难之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人君处亿兆之上，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不幸见欺，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害可胜既乎？人君惟无喜怒也，有喜怒，则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张势，人君惟无爱憎也，有爱憎，则假其爱以济私，藉其憎以复怨。其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君子，退者未必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夺者未必有罪，赏罚生杀，鲜得其正。人君不司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患尚可言邪？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既不出此，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好利之人耳，无耻之人耳。彼挟许用术，投间抵隙，以蛊君心，欲防其欺，虽尧、舜不能也。此知人之难也。

能知贤则必任贤。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行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人国，重固如此也。然其人必难进易退，轻利重义。人君虽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泛如厮养，贤者有不屑也。虽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礼，然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或用其言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期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天下后世哉！且贤不惟难进也，而又难合。人君处崇高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闻己过，务快己心，而不务快民心，贤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尧、舜而后已，故其势恒难合。况奸邪佞幸，丑正恶直，肆为诋毁，多方以陷之，将见罪戾之不免，又可望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泽邪！此任贤之难也。

奸邪之人，其心险，其术巧。惟险，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势在近习，则结近习，势在宫闱，则媚宫闱。或以甘言诱人于过，而后发之，以示其无党，务窥人君之喜怒而凶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结其爱以济己之欲，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所谓城社鼠而求去之，固已难矣。然此犹人社之不知者也。至若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贤嫉能，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此去邪之难也。

夫上以诚爱下，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则然，禹抑洪水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一傅而太康失道，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汉高帝起布衣，天下景从，荥阳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非戴上之心，有时忽变，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禹、启爱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爱憎行诛堂，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觖望，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愤于心邪？得人心之道，不在于要结，而在于修身。诚使一言一动，必可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必求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此得人心之难也。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受如此，是以民心洽而和气应。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恭俭爱民，为本原之治。《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着，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合天，不亦难乎？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其四曰：“农桑学校，治法之大纲也，古之贤君，莫如尧、舜，贤臣莫如稷、契。亦不过播百谷以厚民生，敷五教以善民心，此教养之道，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