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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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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的文艺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是红线占统治地位了。”茅盾这个答复，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他用实事求是的勇气，说出了大家想讲又没有讲的话，会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这一年的12月，茅盾故乡桐乡县有两位同志来京布置农业展览，桐乡是个农业先进县，应邀来北京农展馆参展。这两位同志专程拜访茅盾，并给茅盾送上一套家乡桐乡及乌镇的新貌照片，茅盾一边看、一边问，十分高兴。
后来这两位同志在离京前，专门向茅盾要求墨宝，留作纪念，茅盾欣然答应，雪后天晴，阳光灿烂时，两首《西江月》怀乡诗在茅盾笔底流出：
西江月。故乡新貌
一
大寨红花开遍，故乡喜沾余妍。
新装改换旧垄阡，县委领导关键。
双季稻香洋溢，五茧蚕忙喧阗。
工农子弟竟攻坚，那怕科技艰险。
二
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往昔风流嗟式微，历史经验记取。
解放花开灿烂，四凶霜冻百卉。
抓纲治国布春晖，又见千红万紫。
茅盾题写给故乡人的诗，并不多见。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故乡的情愫，梦魂牵萦，故乡的一树一木，对晚年茅盾来讲，是极为珍惜的。自从抗战开始后，茅盾远走广州香港，度天山，去苏联，回上海，解放后在北京，都未能回老家乌镇去看看，因此，故乡情，故乡貌，哪怕从照片上，从来人介绍中，也可聊慰老人的恩乡情。
所以，故乡有什么事情，向茅盾求字，求题签等，都尽量满足故乡人的要求。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先后为桐乡的《中学生习作选》、《桐乡地理》、《桐乡团讯》、“石门中学”、“乌镇中学”、“乌镇电影院”等题字。
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茅盾以孱弱的身体，为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和谬论，不遗余力。在1977年12月底，《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作家座谈会，茅盾应邀主持和讲话，驳斥了“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说：“四人帮”不承认“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
他及时建议中央，尽快恢复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
并建议《文艺报》及时恢复工作。
许多国务活动，外事活动，也和50年代一样，忙碌起来。1978年2月，茅盾出席全国政协会议，28日又出席“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3月9日，茅盾又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接见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委员。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事关思想解放，端正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茅盾积极参与，联系文艺创作实际，推进文艺界拨乱反正。他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作家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去从事创作，都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茅盾的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以后，引起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同年12月5日作了转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清理了左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党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茅盾为之兴奋和鼓舞。1979年3月26日，以茅盾为评委主任的全0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在京召开，茅盾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十分兴奋，他发奖，发言，始终漾溢着内心的喜悦。他说：“得奖的25位同志中，有老年的、中年的，而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写作的，是新生力量。”说到这里，茅盾停了一下，又提高声音说：
“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这时，在茅盾身边主持会议的诗人李季插话说：“也产生未来的茅盾。”霎时，响起一阵热烈、兴奋的掌声。茅盾微微一笑，接着李季的话说：“李季同志把我拉上来，实际上我是不足道的，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们应该向鲁迅、郭沫若学习。”
茅盾的谦虚，令在场的文艺界朋友为之动容。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筹备时，茅盾给林默涵同志写信，要求采取措施，尽快解放老作家老艺人。后来，这封信转送给胡耀邦同志后，中组部曾专门开会进行研究。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筹备委员会推定茅盾作大会开幕词，秘书处拟个开幕词稿本，26日那天专程送给茅盾审阅。茅盾接过秘书处起草的开幕词，翻了一遍，对来人说：“噢，有4000字，太长了，1000多字就可以了，有些问题，别的报告里要讲到的”。
送稿子的人刚想说什么，茅盾又说：“这么吧，稿子留下，我再看看。明天来拿稿子吧。”第二天，茅盾把稿子改好，压缩到千把字左右，他对来取稿的秘书处的同志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朴、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10月30日，83岁的茅盾，在四次文代会上作开幕词，之后又作了“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的发言，进一步表露了老一辈作家的心声。
宽松的政治环境，茅盾不顾自己年迈和体衰，关心国家，关心儿童，也关心大陆台湾两岸的文化交流。他接见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并合影留念。
1980年春节，茅盾原来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召开一个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的座谈会，他们邀请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老编辑，举行座谈。会上，茅盾呼吁“应该与台湾学人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茅盾的呼吁在港台引起反响，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一篇题为《国共两党合作研究》的文章，响应茅盾的呼吁。
中国红学会理事会发表了《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呼吁通过红学研究，沟通两岸交往。
春天又来了，春风骀荡。
茅盾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文学责任心，即使在他垂暮之年，依然是那样，迎着春天，焕发着春天的活力，写文章，会客人。在中国文坛上，荒废得太多了，而这春天般的舒畅，又来得太迟了。一股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时时牵挂在这位80多高龄的五四老人心头，这，就是回忆录的写作。
茅盾要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人事，以及亲身经历，吐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读者。
第三十四章回忆录巨著的诞生
还在70年代初时，茅盾在政治上稍稍有些松动，四届人大代表的证书也送到茅盾手里。但茅盾依旧赋闲，无来访，也无会议，整天无事可做。于是，韦韬便持证去书店买内部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等，在读这些回忆录过程中，茅盾也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都是本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风云激荡的20世纪，许多事件，茅盾都是亲身参加者，许多人，许多事，像电影片断那样，在茅盾脑海中闪来闪去，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广东革命，武汉军校，一二八上海战事，抗日烽火，新疆教书，重庆岁月，一桩桩往事，一件件事情，人来人去，中共历尽艰辛，夺取政权，解放后当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酸甜苦辣等等。茅盾决心写出自己一生的经历。
起先，茅盾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1975年底到1976年底，关起门来一边口述，一边录音，用近一年的时间，录制了20多盘磁带。对解放后的回忆，茅盾只讲了怎样当上文化部长，1957年随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等重要事件。
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季刊，旨在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专程登门拜访茅盾，并希望茅盾写点“文坛回忆”
之类文章。编辑组此时还不知道茅盾已为写回忆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茅盾一听，爽快地答应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
五四以来，中国名作家群星灿烂，数以千百计，但个人写回忆录以存世传世，似乎还不多见，特别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许多人都是视回忆录为望而生畏的东西，不敢冒险动笔。而此时茅盾答应并率先写回忆录，又属开中国新文学史料之先河，茅盾向《新文学史料》编辑同志讲了自己的想法，打算从进商务印书馆写起，重点放在30年代，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编辑同志一听，也大喜过望，十分兴奋。当时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只能内部发行。而且只发行到那一级。
茅盾开始着手整理史料，动手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但要整理，谈何容易？
已经80多岁高龄，长期患哮喘，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只有0。3的视力。
他想到对自己一生最了解，对自己生平史迹、交往最为熟悉的儿子韦韬。当时，韦韬在部队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如果能让他来当自己写回忆录的助手，再适当没有了。茅盾考虑再三，便给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写信，希望罗秘书长同意借调韦韬到自己身边工作。给罗瑞卿的信发出后，茅盾在1978年7月19日又给周而复写信，诉说写回忆录情形：“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的视力，阅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不久，中央知道茅盾将写回忆录，十分支持和关心，于1978年秋，派胡乔木前往茅盾家中，看望茅盾，并代表中央，对茅盾写回忆录表示支持。同时，罗瑞卿也同意茅盾的要求，借调韦韬到茅盾身边工作。此时，领导上还决定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茅盾的儿媳陈小曼派到茅盾身边，协助茅盾写回忆录。中央创造的这些条件，茅盾信心更足了。
由于有儿子儿媳的协助，茅盾的写作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生活与写作，会客等也开始较有规律，他在卧室边上，放上一只书桌，这样可以少走动。
一般情况下，他坚持早上7时起床，用过早餐后，9时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时。午睡到3时，再写两个小时。有时看看旧杂志旧报纸，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回往昔的情形。从这些逝去的岁月里，又寻到了昔日的辉煌。
1978年11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这个刊物是季刊，以后，编辑部及时收到茅盾的稿件，打出校样后，他又亲自仔细地阅改校样。回忆录的还极稀罕的情况下，茅盾的回忆录弥足珍贵。许多20、30年代的作家，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唤起对往日的回忆，也从茅盾回忆录的发表中，得到自我清除束缚的勇气，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得到某种启迪，之后，陆续有些老人也开始回忆自己往昔的经历。所以，80年代初回忆录的繁荣，应该说，归功于茅盾率先突破左的框框，以及他的率先示范作用。
在写作过程中，往事如烟。茅盾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自己昔年的身影，寻找战友，寻找师友和亲人。但茅盾惟恐记忆不准，便向每个来访的老友询问当时当事，印证自己的记忆和判断。
有一次，阳翰签去茅盾家拜访，茅盾和阳翰笙叙谈起来，阳翰笙刚说了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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