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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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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夫人则由母亲教识字教写字。每天上午、下午各写两个小时字。这样学了一两个月，孔德沚倒识了五六百字。但茅盾母亲发现儿媳一个人在读书时，心神不定。
问其故，也无结果。有一天茅盾的二婶谭谱生来串门，与茅盾母亲聊天时，说到德沚读书，谭谱生告诉茅盾母亲：石门（离乌镇二十里路）
丰斛泉的大女儿在办一个小学，专收女生，叫振华女校，如果德沚能进学校，和同学一起听课，效果就不一样了。于是茅盾母亲托谭谱生去石门商量一下，像德沚这样年纪，学校能收否。后来，振华女校答应接收孔德沚去那里读书，在振华女校，孔德沚读了一年半，认识了张琴秋（后来成为她的妯娌）、钱青等年纪比她小的同学。
此时茅盾在上海，参与《小说月报》的改革，并日夜用心在工作上。后来因岳母病重，孔德沚只好休学回家侍候母亲，再加上她对校长的态度看不惯，便干脆辍学回乌镇，再不去石门读书了。茅盾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再由自己教儿媳。孰料，孔德沚识字渐多以后，心思也活了。正在湖州湖郡女校读书的邻居姑娘王会悟回乌镇时，向孔德沚宣传湖州那所学校如何如何好，也劝孔德沚去那所教会办的学校念书。孔德沚在乌镇住得发慌，也正想去外地读书，和王会悟的建议不谋而合。孔德沚不等与婆婆、丈夫商量，便答应去那里。茅盾知道后写信给母亲，请母亲劝孔德沚，不要去那种学校读书。
固执而求知心切的孔德沚还是去了。茅盾母亲觉得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去试试。
可是，没有多久，孔德沚自己逃回家来，原来这湖郡女校因是教会办的，学校里都讲英语，孔德沚因从未学过，自然无法上课，哑已一般无法交流了。
因而自己大呼上当，忙逃回乌镇。
这时，茅盾母亲觉得儿媳一人在乌镇寂寞，不如早点让她搬到上海，与儿子团聚。于是私下写信对儿子讲了自己的想法。并让儿子在上海找住房。
其实此时，茅盾母亲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常常看报纸的茅盾母亲知道，许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常常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也发现许多年轻人以搞“家庭革命”为时髦，抛弃糟糠之妻，另寻新欢。因而她担心儿子在上海这花花世界，会出什么事。所以，茅盾母亲希望儿子在上海找好房子，和媳妇团聚，也好让她放心。
茅盾和孔德沚的婚姻，因为当时茅盾还没有出名，因而显得十分平常，无论在商务印书馆，还是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都没有引起特别的注目和议论。后来孔德沚一生和茅盾风雨同舟，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茅盾在人生道路上，虽偶然有过闪失，但综观其一生，道德文章，也堪称楷模！
第五章参与建党
正当茅盾为妻子读书、识字的事而被敬爱的母亲“逼”得来不及招架时，他又被商务选为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的最佳人选。所以，那天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后，茅盾答应了解一下《小说月报》存稿情况后再说。当局同意了。于是茅盾先向王莼农了解《小说月报》的存稿情况，发现王莼农已买下了而尚未刊出的稿件，足够用一年，而且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茅盾又问了其他一些情况后，心想，“要改，就顺应时代潮流，彻底改，否则不如不干”。
茅盾在向高梦旦、陈慎侯回话时，提出改革《小说月报》的三条原则意见：
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从四号字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全权办事，不得干涉主编的编辑方针。
商务当局高梦旦等人研究后，同意茅盾意见，但要求1921年的第一期，按新方针及时发稿，不能延误出版。因此，茅盾完全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连家里的信也忘了回，全身心地投入了筛选稿件、编辑《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的工作。
在编第一期《小说月报》时，一个偶然机遇，茅盾认识了郑振铎。并通过郑振铎得到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作家的大力支持。
同时，又逢在北京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因此正当《小说月报》编就时，郑振铎又将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名单等寄来，这犹如一缕春风，给《小说月报》注入了清新、活泼的风采。稿件编就，茅盾挑灯撰写《改革宣言》，提出革新办法，表明革新之心志，介绍新栏目等，立论气势，都显出虎虎生气。他在“宣言”中提出：为了研究，“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而对写实主义，虽在世界范围内“已见衰歇之象”，但在中国，“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同时认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唯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
在这个改革宣言中，茅盾对旧文学也不绝对否定，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所以，综观宣言全文，茅盾的锐气十分强烈，倾向也十分明朗，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公允。
因为刊物毕竟还属于商务当局主办的。改革后的第十二卷第一期《小说月报》除了两页彩插，三幅铜版纸精印的图片外，内容上完全是全新的感觉。茅盾撰写的《改革宣言》，用四号字排了两页多，紧接着是两篇论文：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沈雁冰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的身份的误认》，在《创作》专栏里，有冰心的《笑》、叶绍钧的《母》、许地山的《命命鸟》、慕之的《不幸的人》、潘垂统的《一个确实的消息》等等。在《译丛》专栏里，有果戈里的《疯人日记》、托尔斯泰的《熊猫》、泰戈尔的诗等，还有剧本、海外文坛消息等，可渭蔚为大观，给人于耳目一新。因此，第一期一出版，立即在上海及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时事新报》、《学灯》立即发表文章，评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时，商务印书馆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小说月报》下期多发。
结果，第一期5000册，第二期发行上升到7000册，到年底竟翻到一万册。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中，一炮打响。
在这之前，因茅盾当时编《小说新潮》栏时，尚有余暇，便写了大量文章，在《东方杂志》、《学灯》、《解放与改造》、《新青年》上发表，引起北京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他们发现茅盾思想进步、敏锐，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
因此，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以后，约见沪上有关人士，秘密会谈。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同时被陈独秀约见的除了茅盾外，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茅盾久闻陈独秀其人，觉得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进屋见到其人，却发现四十多岁的陈独秀，头顶微秃，举止随便，说话和气，竟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大家谈了一阵后，茅盾便告辞。陈独秀给茅盾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1920年7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并秘密办了个刊物《共产党》，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主编是李达。同年10月，茅盾和邵力子去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当时第三国际代表威庭康斯基也在座。陈独秀征求邵力子、茅盾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茅盾表示赞同。于是，茅盾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也同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共产党》杂志任主编的李达，立即向茅盾约稿，此时，茅盾尽管因编《小说月报》忙得焦头烂额，但对政治热情仍十分高，既然加入组织，那应该为组织办事，而且借此也可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理论上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因此，李达约稿，茅盾便欣然允诺，一口气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四篇译文，发表在1920年12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第二期上。
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等文章，发表在秘密刊物《共产党》杂志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月16日，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临行，茅盾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而陈独秀则把《新青年》的编务交给陈望道。陈独秀走后，上海共产党小组李汉俊等人，开始筹备起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务来。因此，当时上海共产党小组在秘密状态下，活动异常频繁。此时，茅盾又刚接手《小说月报》，千头万绪的事务和写作编务，真的无暇顾及妻、母了。母亲在乌镇连连来信，责问茅盾为何迟迟没有找到房子？是不是……。
一定要茅盾在上海找房子，她也好将带儿媳孔德沚来团聚。茅盾不能向母亲、妻子明说自己的政治活动，三言两语也讲不清自己编《小说月报》的忙碌，接到母亲几次来信后，茅盾托编译所宿舍的管理人员福生，去外面寻租。结果，三个月后，即1921年2～3月间才在鸿兴坊找了一座带过街楼的房子。
经过装修后，茅盾才把母亲、妻子接来，又雇了一个专管洗衣买菜的佣人。
妻子孔德沚则进爱国女校读书。茅盾母亲到上海新居一看，茅盾两只大书架上放满了洋装书，知道儿子忙在学问上，以前的疑虑，顿时冰释。一个小家庭，在忙碌中总算安定下来了。但茅盾的社会活动，此时却有增无减。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兴召开。茅盾、陈望道等都不是代表，均未到会。“一大”以后，根据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纲规定，凡有党员5人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一大”
还选举陈独秀为中共总书记。但陈一直在广州，于是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力主陈回沪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不久。根据中共一大党纲规定，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任书记，茅盾为委员。
自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为了招徕名流，让茅盾去设法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此事正中陈独秀下怀。于是，陈独秀定居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支部会议就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家里召开，每周一次，主要讨论分析形势，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等，参加的人中，有邵力子、杨明斋、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大都是年轻人。因这些人白天都有工作，因而每次开会，都在晚上8时以后，直至半夜。这在过去，茅盾是毫无问题的，熬夜本来是茅盾家常便饭。但此时，茅盾已举家迁沪，妻子、母亲及刚出世的女儿都在身边，而自己除了《小说月报》大量编务外，还要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支部会议，而这种秘密活动是有很大风险的，甚至有生命之虞。对当时情景，茅盾有一段很平白的回忆：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是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瞌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
茅盾除了每周有一晚上秘密活动外，还要每周参加一次白天的政治学习。除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外，还请从苏联回来的杨明斋、经济学家李达等讲课。自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但共产党的这些活动，频繁地出出进进渔阳里二号，引起法国捕房的注意。后来在一次小聚会时，陈独秀高君梅夫妇和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被法国捕房拘捕，后经营救，才以罚款了结。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1920年暑假前，因言论激烈而受当地军阀的注意，幸而校长惜才，让他和张闻天逃出南京，然后一道东渡日本。半年以后，即1921年1月返回国内，走其胞兄的路：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1921年4月，茅盾在自己家里召开的支部会上，介绍沈泽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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