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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一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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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ou一些废问题来寒暄。真是不知道自己六年来学了些什么。不过可喜的是笔者因理科差而留了一级,有幸学到新版的Oxford English(牛津英语),比老的教材要好多了。
 
我们最终需要的人才是专长于一类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各科的基础,不能从小学一年级就专攻什么,为直达目的扔掉一切,这就仿佛准备要去公共浴室洗澡而出门就一丝不挂;但也不能穿了棉袄洗澡。我曾从《知音》杂志上看见一个处境与我一样又相反的人,他两次高考数学物理全部满分,而英语语文不及格,最终他没能去大学,打工去了。所以,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人会一丝不挂去洗澡,但太多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
求医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脏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日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抖,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看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时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仙,把妇女全身看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聊天。她看看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永远的远方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的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够去一回远方。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
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这个认为很废话。距离很能吸引人。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惟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
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有了写篇大豆腐块的欲望。
我向来很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
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三四年后,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
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
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
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荒唐。
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1)
其实,三轮车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从它的轮子数目里就可以看出,比汽车少一个,比自行车多一个。我们的化学老师来自青海,初到松江府,看到一街三轮车,吓了一跳。然后学科使然,肯定恨不能说如果那家伙再得到一个轮子就变成稳定结构,反之如何。我们抛开什么历史,光轮子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性。
我初中呆在金山县城朱泾镇,是个小地方。金山大名吉祥得很,可惜三座象征性的山空 长在海里,一个叫大金山,一个叫小金山,还有一个——不叫“中金山”,叫浮山岛。其中大金山海岛乃是上海陆地最高点。上海人很少见到海里有山,所以没事也往海边的石化城度假。据称金山的三轮车是在那里先出现的,不过上海人精明,车夫跟他们砍不过,往往被反砍一刀,痛苦不堪,所以似乎也不见得什么精神抖擞。石化街头的人看上去也和车夫差不多,懒散不已。整个城市像泡在海风里软掉了,往往街上人走路都像梦游,一副嫦娥欲奔月的样子。
 
然后朱泾镇的三轮车开始蓬勃发展,遂成一大特色。金山地区历史上没出过大名人,有几个也只是二三流的,所以缺少一种文化底蕴,通常不会有人来参观旅游。去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欢乐调频》女主持麦琪来金山采访农民画,一下车看到满街的三轮车,欢乐无比,直夸那些三轮车宁静,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地区就业率不高的体现。朱泾人生性中庸,三轮车也一副中庸样,毫无特征。一次我要去金山农民画院,车夫答曰不认识那个地方,叫我指路。我说金山农民画是大名在外的,与故事和什么来着称为“金山三朵花”。他仍说不知,也不能怪他,谁叫农民画是名声在外而不在内呢?比如李贽故乡的人就不知道李贽是谁,很正常。
朱泾的三轮车竞争比本镇任何行业都激烈。主要是因为干这行的人多。其实车夫不是好当的,尤其在朱泾,要有极佳的心理洞察能力,百丈外能分辨出你要不要车。大学四年毕业出来的怕还没这本事。所以,初来朱泾千万不要一副风尘仆仆的艰辛样,因为除了车夫外没人可怜你,走得像饿狗似的马上会有三轮车围过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民工是没有三轮车来围的。
在朱泾要车,一般不需动嘴。不过,一些人还是可以骗过车夫锐眼的,明明目标就在眼前,却也要辆三轮车。到时主人出门迎接,那人再从车上扶臀而下,很贵族化。
在朱泾繁华的万安街上,万事不安,常见有人起义似的振臂而呼:“三轮车——”然后全镇的三轮车夫都为之一振,离他最近的那一辆更是兴奋得把生死置之度外,原地打转,这小猫的功夫只有三轮车有。自行车自然没有这个功能,反应不及,顿时倒地一大片。那招呼之人一整西装,一架二郎腿,随车消失在人群里。
我以为朱泾人向来冷漠,走在街上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
高中来到松江。松江府里出过一些十分响亮的名字,比如陆机,比如朱舜水,比如施蛰存,天经地义,名声在“外”,松江人怕是大半不会知道。虽然在学术界,陆机因形式主义而名声较臭,但不论味道如何,毕竟还是很响亮。于是乎,那里的三轮车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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