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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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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钱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
每一个人都希望避免车祸。但要达成这个目的，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一旦我们接受了一个人的生命有其隐含的美元价值的思想，我们可以如何确定这种价值是多少呢？有一种法院在判决过失致死赔偿案，时所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赚到的总钱数。经济学家经常批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含义：退休者和残疾人的生命没有价值。
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例如，不同职业的死亡率是不同的。高楼大厦上的建筑工人所面临的死亡危险就大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不同的工资和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可以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某些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论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
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并答复工程师。红绿灯减少的车祸死亡危险为0。5％。因此，安装红绿灯的预期收益是0。005×1000万美元，或5万美元。这种收益估算大于成本二万美元，所以，你批准该项目。
即问即答 什么是搭便车者问题？◎为什么搭便车者问题引起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应该如何决定是否提供一种公共物品？
共有资源
共有资源也与公共物品一样没有排他性：想要使用共有资源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共有资源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因此共有资源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旦提供了一种物品，决策者就需要关注它被使用了多少。最好用一个古典寓言来理解这个问题，这个寓言称为共有地悲剧，说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为什么共有资源的使用大于合意的水平。
共有地的悲剧
设想生活在一个中世纪小镇上。该镇的人从事许多经济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养羊。镇上的许多家庭都有自己的羊群，并出卖用以做衣服的羊毛来养家。
当我们的故事开始时，大部分时间羊在镇周围土地的草场上吃草，这块地被称为镇共有地。没有一个家庭拥有土地。相反，镇里的居民集体拥有这块土地，所有的居民被允许在这块地的草场上放羊。集体所有权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土地很大。只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有良好草场的土地，镇共有地就不是一种竞争性物品，而且，允许居民在草场上免费放羊也没有引起问题。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时光流逝，镇上的人口在增加，镇共有地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日益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土地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地上没有草，养羊不可能了，而且，该镇曾经繁荣的羊毛业也消失了。许多家庭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悲剧？为什么牧羊人让羊繁殖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毁坏了镇的共有地呢？原因是社会与私人激励不同。避免草地破坏依靠牧羊人的集体行动。如果牧羊人可以共同行动，他们就应该使羊群繁殖减少到共有地可以承受的规模。但没有一个家庭有减少自己羊群规模的激励，因为每家的羊群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共有地悲剧的产生是因为外部性。当一个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地上吃草时，它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有多少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负外部性，结果羊的数量过多。
如果预见到了这种悲剧，镇里可以用各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控制每个家庭羊群的数量，通过对羊征税把外部性内在化，或者拍卖有限量的牧羊许可证。这就是说，中世纪小镇可以用现代社会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放牧过度的问题。
但是，土地的这个例子还有一种较简单的解决方法。该镇可以把土地分给各个家庭。每个家庭都可以把自己的一块地用栅栏圈起来，并使之免于过分放牧。用这种方法，土地就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共有资源。在17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实际就出现了这种结果。
共有地悲剧是一个有一般性结论的故事：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或税收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政府有时也可以把共有资源变为私人物品。
数千年前人们就知道这个结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土多德就指出了共有资源的问题：“许多人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
案例研究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集体资源
第一章中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是，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是，只有资源归私人所有，市场经济才能完美地运行；当资源归集体所有时，市场就不能很好地运行。由于这一原因，市场是组织社会的一种好方法的信念与私有制信念是密切相关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资本主义政治哲学。
资本主义的批评者通常不赞成私有制。私有制使财富分配不平等。那些幸运、有才能或狡诈的人结果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大于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许多资本主义批评者想把废除私有制作为通向无阶级社会的第一步。共产主义哲学之父卡尔？马克思想使社会资源的分配“由按劳分配，变为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集体拥有一切资源会防止资本主义的严重不平等。
此外，从经济效率来看，废除私有制成本巨大。正如我们所说明的，当人们集体拥有资源时，他们没有有效率地利用资源。从原则上说，政府决策可以代替私人决策，但在现实中这种做法很少运行良好。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中央计划是极为困难的。
一些重要的共有资源存
在许多共有资源的例子。几乎所有的例子都产生了与共有地悲剧一样的问题：私人决策者过分地使用共有资源。政府通常管制其行为或者实行收费，以减轻过度使用的问题。
清洁的空气和水 正如我们在第十章中所讨论的，市场并没有充分地保护环境。污染是可以用管制或庇古税来解决的负外部性。可以把这种市场失灵作为共有资源问题的一个例子。清新的空气和洁净的水与开放的草地一样是共有资源，而且，过度污染也与过度放牧一样。环境恶化是现代的共有地悲剧。
石油矿藏 考虑一个地下石油矿藏如此之广大，埋在地下的许多财产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任何一个所有者都可以钻井并采油，但当一个所有者采油时，留给其他人的油就少了。石油是一种共有资源。
正如在镇的共有地上牧羊无效率地多一样，开采石油的钻井数量也将是无效率地多。由于每一个打井的所有者都带给其他所有者负外部性，所以，钻并的社会收益小于钻井所有者的收益。这就是说，钻井尽管对社会是不合意的，但对私人是有利的。如果财产的所有者个人决定钻多少口井，他们就会钻得太多。
为了保证以最低的成本采油，为了解决共有资源问题，就需要所有者之间的某种联合行动。我们在第十章中讨论的科斯定理表明，私人解决方法是可能的。所有者之间可以就如何采油和分配利润问题达成一个协议。实际上，所有者可以像他们是在一家企业中那样行事。
但是，当有许多所有者时，私人解决方法是较为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制可以保证有效地开采石油。
拥挤的道路 道路可以是公共物品也可以是共有资源。如果道路不拥挤，一个人用道路就不影响其他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没有竞争，道路是公共产品。但如果道路是拥挤的，那么道路的使用就会引起负外部性。当一个人在路上开车时，道路就变得更为拥挤，其他人必然开得慢。在这种情况下，道路是共有资源。
政府解决道路拥挤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对驾车人收取通行费。实际上，道路通行费就是拥挤外部性的庇古税。正如地方道路的情况那样，道路通行费往往并不是一种现实解决的方法，因为收费的成本太高了。
有时拥挤只是一天中某段时间的问题。例如，如果一座桥只是在上下班高峰期过往车辆多，那么，这一天中这个时间的拥挤外部性就比一天中其他时间大得多。解决这些外部性的有效方法是，在上下班高峰时高收费。这种收费就会激励驾车人改变时间表，以便减少最拥挤时的收费。
对道路拥挤问题作出反应的另一种政策是汽油税。汽油是开车的互补品：汽油价格上升往往会降低驾车的需求量。因此，汽油税减少了道路拥挤。
但是，汽油税并没有完全解决道路拥挤问题。问题在于，汽油税还影响在拥挤的道路上开车量之外的其他决策。首先，汽油税使人们打消在不拥挤的道路上开车的念头，即使这些道路没有拥挤外部性也不愿意开车。其次，它鼓励人们购买轻型汽车，这种车省油但不太安全。在这两种情况下，汽油税扭曲了决策，并引起无谓损失，这至少部分地抵消了减少拥挤的效率好处。
鱼类、鲸鱼和其他野生动物 许多动物物种都是共有资源。例如，鱼和鲸鱼有商业价值，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到海里捕捉所能得到的任何鱼类。每个人很少有为下一年保留物种的激励。正如过分放牧可以毁坏镇的共有地一样，过分捕鱼和捕鲸也会摧毁有商业价值的海洋生物。
海洋仍然是最少受管制的共有资源之一。有两个问题使之不易解决。第一，许多国家进入了海洋，因此，任何一种解决的方法都要求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各国之间进行国际合作。第二，由于海洋如此浩瀚，实施任何协议都是困难的。结果，捕鱼权通常成为引起友好国家之间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缘由。
在美国国内，有各种旨在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例如，政府对钓鱼与打猎的许可证收费，并规定捕鱼和打猎季节的期限。通常要求渔民把小鱼放回水中，而且，猎人只能捕杀有限量的动物。所有这些法律都减少了共有资源的使用，并有助于保持动物种群。
新闻摘录 新加坡解决道路拥挤的方法
收费是解决道路拥挤问题的一种简单方法，而且，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用得还不够多。在下列这个评论专栏中，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描述了新加坡在解决拥挤问题上的成功。
道路定价的经济学
莱斯特？瑟罗 撰写
我们用一个观察到的简单的事实来开头。从来没有一个城市通过修建更多的道路可以使它的交通拥挤和污染问题得到解决。世界上一些城市修建了大量的道路（洛杉矶），而有一些城市道路很少（上海只是最近才有了大量汽车），但道路拥挤和污染程度差别并不很大。道路越多只是鼓励更多的人用自己的车，从住处到工作地方很远，从而用了更多的道路空间……最近对伦敦拥挤问题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伦敦即使把整个中心区拆掉修建道路，仍然存在道路拥挤问题。
对汽车拥挤和污染问题，经济学家总有一个理论上的回答——道路定价。根据人们用哪一条道路，在一天中和一年中什么时候用这些道路，以及他们使用这些道路时污染问题的程度，来对使用道路的人收费。要把价格确定在引起最适当的使用量的水平上。
在新加坡决定试着这样做之前，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敢用道路定价法。许多想法在理论上看来很好，但总有一些隐藏的、未预期到的缺点。新加坡现在有了十多年的经验。这个制度还在运行！没有什么未预见到的问题。新加坡是地球上惟一一个没有道路拥挤，没有汽车引起的污染问题的城市。
在新加坡城市中心区周围有一系列收费站。要开车进入城市，每辆车必须根据所用的道路、在一天的什么时候开车以及当天的污染问题交费。价格的上升和下降使使用量达到最适水平。
此外，新加坡计算了中心城市以外没有污染时可容纳的最大汽车量，并在每月拍卖新车执照权。不同类型的牌照允许不同程度的使用。允许在任何时候使用车的牌照比只允许周末——拥挤不太严重的时间——使用车的牌照贵得多。价格取决于供求。
由于有这种制度，新加坡不用把资源浪费在无助于遏制道路拥挤和污染问题的基础设施计划上。从这种制度中得到的钱用于降低其他税收。
如果是这样的话，伦敦为什么在最近的汽车拥挤和污染问题报告中否定了道路定价呢？他们担心，这种制度会被认为来自政府的烦琐干预太多，而且，公众也不能接受这种让富人开车比穷人多的制度。
这两种看法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有收费道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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